下车后，我回到合租屋，李伟直接回旗里了，陈梦和李晓霞都在。我拍了拍手：“姐妹们，来客厅聊一聊吧。”

    

    几个人聚到略显凌乱的客厅，在旧沙发和凳子上坐下。我清了清嗓子：“房子快到期了。我打算去北京。”

    

    几道目光齐齐投过来。

    

    “不想再演出了，”我声音清晰，“主要……怕再碰见四哥。他最近打电话想让我回去。”

    

    我抬起眼看向她们，“不管以前怎么样，那条路我不会再走了。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卢哥说北京工作好找，工资也高些。我和李伟准备去帝都。”

    

    陈梦抱着膝盖，轻声问：“你这回去北京……是那个‘才子哥哥’陪同？”

    

    “嗯，”我没回避，点了点头，“他邀请我去的。在一起待了七天。”

    

    陈梦沉默片刻，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沙发的边角，然后说：“那我也走。我去找我梁大爷。老头儿那边……也叫过我几次，毕竟梁大爷对我不错。”

    

    我转向一直没说话的李晓霞：“你呢，晓霞？”

    

    她蜷在沙发角落，闻言抬起头说：“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留这儿……还能做什么。”

    

    “你妹妹李燕萍呢？不管了？”我问。

    

    她摇摇头，嘴角扯出一点苦涩：“管不了。路不一样了。而且……”她犹豫了一下，声音更轻，“最近有个客人，连着送了三天花篮。”

    

    “人怎么样？”陈梦插话问。

    

    “二十七八吧，个子高，长得……挺周正。应该是个富二代”李晓霞说着，手指绞在一起，“可我……怕。”

    

    “怕什么？”我问，“既然年龄相仿，试试处处看？就你一直单着。”

    

    她飞快地摇头，眼里掠过一丝熟悉的惊惶：“我怕惹麻烦。”

    

    我和陈梦对视一眼，都没再劝。有些看似光鲜的靠近，底下可能是另一张挣脱不开的网。

    

    “那就收拾吧。”我最终说，“等李伟回来，咱们就走。”

    

    傍晚李伟回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清点东西。第二天，屋里便弥漫开离别的仓促。

    

    我们把各自这些年积攒的零碎摊开，有用的打包，没用的丢掉。那个戒指和那块手表，早就蒙了灰，舍不得丢掉，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还是塞进了贴身行李的最底层。其余不想再带的，统统装进几个大编织袋。

    

    我联系了大姐，把这几袋“过去”暂时寄存到大舅厂子的库房里。

    

    四个人买好了北上的车票。临走前下午，叫上李蒙，在常去的饭店吃了顿饭。

    

    李蒙听我们说要去北京，咂咂嘴，想了想道：“我有个发小，在东直门那块儿开个小旅馆。我给他打个招呼，你们先落个脚，让他照应点，总比两眼一抹黑强。”

    

    “谢了，李蒙。”我们举杯，真心实意。

    

    接过他写的地址纸条，折好，收进贴身的包里。

    

    傍晚，李蒙送我们去车站，我们拖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火车缓缓启动，熟悉的城市景致开始加速倒退。

    

    上车后给卢哥打了电话，他说正在新疆出差，预计十几天回来，我只说最近有些私事要处理，手机号码暂时不用了，等忙完再联系。

    

    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一来北京，就迫不及待地要倚靠他。

    

    我看着窗外，从手机里取出那张用了两年多的电话卡。小小的卡片，边角已经磨损。捏在指尖看了几秒，然后伸手出窗，松开。它悄无声息地坠入车外疾驰的风里，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车轮撞击铁轨，哐当，哐当，节奏平稳而固执，载着我们和轻简的行囊，驶向那座巨大的、陌生的城。身后的一切，连同这张卡片所关联的过往都全部抛掉。

    

    次日清晨，北京西站。

    

    陈梦跟着梁大爷直接走了，一辆看着不便宜的黑车早早等在出站口附近，她拎着那个不大的行李包，临上车前对我们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说不清的意味。“我先去‘看看情况’。”她说。

    

    我们剩下三人，拖着行李，顺着庞大的人流挤出车站，站在西广场上，一时有些茫然。

    

    按照李蒙给的地址，我们挤地铁，又步行了好一段，终于找到东直门附近那条“新太仓胡同”。

    

    旅馆藏在胡同深处，是个自家小院改成的两层小楼，招牌的漆色有些剥落。前台是个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人，穿着普通的T恤牛仔裤，正低头看报纸，听到门响抬起头。

    

    “你们是……李蒙介绍来的？”他问，带着点京腔。

    

    “对，李蒙让我们来找王哥。”我递上那张已经有些皱的纸条。

    

    他接过扫了一眼，点点头：“我就是。李蒙跟我提了。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在二楼。三人间，一个月一千。”他一边说，一边从柜台后绕出来，顺手帮我提了一个看起来最沉的箱子，“跟我上来吧。这儿条件一般，但干净，安全。胡同口有公厕，洗漱间共用，吃饭也方便，小馆子多。”

    

    楼梯窄而陡，墙壁斑驳，但确实如他所说，收拾得利索。房间不大，摆着三张单人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桌子。窗户开着，对着后院一棵有些年头的槐树，风吹进来，带着隐约的甜香。被褥是半旧的，却有一股阳光晒过后干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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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吗？”王哥放下箱子，拍了拍手，“李蒙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一片我熟，有什么要帮忙的，或者想打听个道儿，随时言语。”

    

    “挺好的，麻烦王哥了。”我们连忙道谢。初来乍到，能有这么个落脚点，有个能稍微指个路的人，心里那点悬浮的不安，总算沉下了一些。

    

    安顿下来，我们坐在各自床上，一时无话。五月的风透过窗户，带来胡同里复杂的生活气息——远处隐约的锅勺碰撞声，近处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京剧，还有不知谁家孩子的笑闹。

    

    我先去办了张新的电话卡，一一给家里报了平安，也给李蒙去了电话。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像真正的“北漂”一样摸索。王哥说：“买份《北京晚报》或《精品购物指南》，租房、招工、甚至哪儿有便宜货，上面都有。”

    

    天天翻招聘信息，看得人眼晕。

    

    服务员、导购什么的倒是有的是，可我们不甘心——但那些坐办公室的工作呢？不是要学历，就是要会英语，再不济也得懂点电脑。我们哪样都不沾，卡在这儿了。

    

    李伟最先行动，用带来的积蓄，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

    

    每天上午，她穿过曲折的胡同，挤上公交车去上课，从开机关机、背五笔字根开始。

    

    我和李晓霞这点学历，怕学不来，则仔细研究报纸中缝的招聘启事，用笔圈出可能的去处。

    

    北京太大，公交线路复杂，很多时候等我们辗转找到地方，招聘已经结束，或者岗位早已满员。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好在手里有积蓄，我也不着急。

    

    陈梦偶尔会打来电话，声音里总透着一股刻意维持的轻快。从她偶尔的只言片语里，我们拼凑出她的“新生活”：梁大爷在海淀给她安置了一个小独居，不大，但“一个人住足够，挺清净”。

    

    她不再需要像我们一样奔波于各种招聘之间，梁大爷“疼她”，给了她一张卡，每月有固定的“五千生活费”，这在那时的北京，足以让她过得相当宽裕从容。

    

    陈梦本就是过惯了好日子、手面松的人，让她像我们一样，从零开始，对她而言，或许比维系一段依附关系更难以忍受。梁大爷提供的，是一条她熟悉规则的“捷径”——用青春、陪伴与自由，兑换眼下的庇护、安逸与物质。

    

    我们在等待和寻找的间隙，有时会提起她。没有鄙夷，

    

    “人各有志吧。”李伟对着课本揉揉发酸的眼睛，叹了口气，“陈梦那样……至少眼下不用吃苦。”

    

    “是啊，”我望着窗外北京特有的、灰蒙蒙中透出坚韧的天空，“她不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但我们心底都明白，这条“捷径”的尽头是什么。

    

    陈梦偶尔会约我们出去吃饭，总是她选定挺有格调的馆子，然后不容分说地付账。

    

    席间，她会聊起新买的裙子，公寓里添置的香薰，语气平淡，却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与过往那个在夜场周旋的陈梦截然不同的、“安稳”下来的气息。

    

    吃完饭回去的路上，我和李伟，李晓霞比平时更加沉默。

    

    “姐，”李伟忽然低声开口，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显得格外清晰，“等我学会了……我去做文秘！坐办公室。”

    

    “嗯，加油！”我点点头！

    

    世纪之初的北京，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也像一片深不可测的海，容纳着无数膨胀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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