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天，傍晚凉快下来了。
何雨柱下班回来，阿满正蹲在院子里看蚂蚁。
听见动静，她抬头看了一眼，没动，继续看。
他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看什么呢？”
“蚂蚁搬家。”
“搬哪儿？”
阿满指了指墙角的一个小洞：“那儿。”
父女俩蹲着看了一会儿。蚂蚁排成一长串，浩浩荡荡地往洞里走。
阿满忽然说：“爸爸，它们认识路吗？”
“认识。”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蚂蚁留了记号。”
“什么记号？”
“气味，蚂蚁会分泌一种气味，剩下的蚂蚁就知道跟着路走了。”
阿满似懂非懂，但还是点点头，继续看。
刘艺菲从堂屋出来，看见他们蹲着，笑了：“阿满，跟你爸进屋吃饭。”
阿满站起来，拉着何雨柱的手往堂屋走。
走到门口，她忽然说：“爸爸，我也留记号，你以后就能找到我。”
何雨柱愣了一下，笑了。
饭桌上，核桃正在说学校的事。
说班上有个同学，作文被老师念了，写的什么“我的理想”。
粟粟在旁边细嚼慢咽，偶尔抬头看一眼说话的人。
阿满爬上凳子，抓起筷子就往碗里戳。
母亲给她夹菜，她不要，非要自己夹，夹不起来就用手抓。
刘艺菲说：“阿满，用筷子。”
阿满看了她一眼，继续用手抓。
何雨柱说：“阿满，听妈妈的话。”
阿满又看了他一眼，拿起筷子，夹了半天，还是没夹起来。
核桃在旁边笑，阿满瞪他，他就不敢不笑了。
虽然阿满小，但核桃确实惹不起她，她急了就打人。
如果打不过，她就祭出绝招：哭，但是一般是假哭。
核桃当场就得破防，他可不敢赌阿满是真的哭还是假的哭。
爸爸喜欢宠着阿满，全家都看着，他现在大了，也知道妹妹不好惹了。
爸爸不会打他，但会给他上课，听的他脑仁疼。
一顿饭吃了半个钟头。
吃完饭，天还没黑透。
阿满又跑到院子里看蚂蚁，粟粟跟出去，站在旁边看。
核桃在屋里写作业。
何雨柱坐在堂屋喝茶，母亲在旁边做针线，父亲在角落看报纸。
院子里传来阿满的声音：“哥哥，你看这只蚂蚁好大！”
粟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阿满又喊：“它扛着东西呢！”
还是没回应。
何雨柱端着茶杯站起来，走到门口看。
阿满蹲在那儿，粟粟站在旁边，两个人就那么看着。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
刘艺菲从他身边走过，端着一盘洗好的枣，喊了一声：“阿满，粟粟，吃枣了。”
两个孩子跑回来，一人抓一个，又跑回去看蚂蚁。
天快黑透的时候，院子里传来喊声：“柱子哥！”
许大茂。
何雨柱站起来，出去迎。
许大茂站在院子门口，脸上带着点神神秘秘的表情，看见他就凑过来。
“柱子哥，有事跟你说。”
何雨柱点点头，往月亮门那边走。许大茂跟在后头，进了九号院的书房。
许大茂坐下，何雨柱给他倒了杯茶。
他接过来，没喝，先开口：“柱子哥，有人在嘀咕你。”
何雨柱没说话，等着。
许大茂压低声音：“厂里那个姓马的，马国柱，你还记得吗？就是上回托我找你帮忙，你没搭理的那个。”
何雨柱想了想，有点印象。
一个三十来岁的工人，想调个好岗位，托许大茂来说情，他没接茬。
这本来就跟他无关，他也没这权限，即使有，也不会浪费在不相关的人身上。
“他写了东西。”许大茂说，“我亲眼看见他拿给车间主任看的。说什么你有海外关系，家里东西来路不明。车间主任没接，但他那东西，肯定递上去了。”
何雨柱点点头。
许大茂看着他，等他反应。
何雨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许大茂急了：“柱子哥，你就不着急？”
何雨柱说：“急有什么用。”
许大茂噎了一下，又凑近一点：“我听说，街道那边也有人在打听你。你得想想办法。”
何雨柱放下茶杯，看着他：“你想让我想什么办法？”
许大茂被问住了。
何雨柱站起来，又给他倒了杯茶，推过去。
“喝茶。”
许大茂接过茶，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柱子哥，我这不是着急嘛……”
“知道了。”何雨柱说，“这事你别往外说。”
许大茂点点头：“那肯定，我嘴严。”
何雨柱看着他，没说话。
许大茂被他看得发毛，站起来说：“那我回去了，有事你说话。”
何雨柱送他到院子门口，看着他走远。
今年还是不太平，反而越来越紧张，离真正太平，估计还要十年。
没有说错，还要十年，结束后有两年缓冲，有两年静默发展，大家都在看风向。
直到三中全会召开，才算是真正开始高速发展的时候，社会也因此真正的太平，理论上。
回到堂屋，阿满已经困了，趴在母亲腿上。母亲一边做针线，一边轻轻拍她。
刘艺菲看他进来，轻声问：“大茂来说什么？”
何雨柱在她旁边坐下，说：“没什么。”
她点点头，没再问。
阿满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他，伸出手：“爸爸抱。”
他把她抱过来，阿满靠在他怀里，又睡着了。
屋里很静，只有炉子上水壶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父亲翻报纸的声音，母亲穿针引线的声音。
刘艺菲靠在他肩上，看着阿满。
“这孩子，今天等了你一天。”她轻声说。
“我知道。”
“一放学就蹲在院子里，说要等爸爸回来一起看蚂蚁。”
何雨柱低头看着阿满，没说话。
过了很久，刘艺菲说：“你心里有事。”
他没否认。
她也没再问。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看着怀里的孩子。
窗外的天，全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