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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操场边上的看台上坐下来。看台是水泥的，被太阳晒了一天，温温的，坐上去很舒服。小哥在我旁边坐下来，手里还拎着那个塑料袋，橘子和水瓶在袋子里安安静静地待着，不晃了。
“小哥，”我说，“你说我当年选建筑系，是不是选错了？”
他没有看我，目光落在操场上的某个人身上，那个人在跑步，跑得不快，但很稳，一圈一圈地跑着，像是永远不会停。沉默了片刻，他摇了摇头。
“那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
他想了想，说了两个字：“现在。”
现在。不是建筑，不是画图，不是做模型，不是任何具体的事情。是现在。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你选了它，是因为你正在做它。你在雨村，你在喜来眠，你在做饭、种菜、招呼客人、过日子。那就是你现在该做的。没有对错，没有好坏，没有“应该”还是“不应该”。就是现在。
我看着操场，看着那些跑步的人，那些踢球的人，那些散步的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跑着的人不会问“我是不是应该走路”，踢球的人不会问“我是不是应该跑步”，散步的人不会问“我是不是应该踢球”。
我在看台上坐了很久，久到太阳从金黄色的变成了橘红色的，又变成了深红色的，最后在天边留下一条细细的金线，然后就消失在了山的另一边。操场上的人少了，跑步的人走了，踢球的人也走了，只剩下几个散步的慢慢走着。
手机震了一下。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看，黎簇的消息。
“在。你在哪？”
我打了一行字：“操场边上的看台。”
过了几分钟，一个身影从远处跑了过来。背着书包，穿着校服，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跑起来的姿态还跟以前一样，有点莽撞，有点用力过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他跑到看台前面停下来，双手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无邪。”他叫了我一声，语气还是那样，有点冲，但不是以前那种带有敌意的冲，是一种“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的、带着一点点抱怨的、其实是在说“我挺高兴你来了”的冲。
“来看看你，”我说，“顺便逛逛学校。”
黎簇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旁边的小哥，目光在小哥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他对小哥的态度一直很复杂——不讨厌，但也亲近不起来。小哥对他来说太“远”了，远到不知道该怎么靠近，远到靠近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来，”黎簇说，“别坐那么高，说话费劲。”
我从看台上下来，站在他面前。他比我高了，刚认识的时候他还没我高，这几年蹿了一大截，现在看我要微微低着头。头发还是那样，有点长，有点乱，眼睛还是那样，亮亮的，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那种不太安分的光。
“吃了吗？”我问。
“吃了，食堂吃的，难吃死了。”黎簇皱了皱鼻子。
“那晚上出去吃？”
“你请客？”
“我请。”
黎簇嘴角动了一下，那大概算是在笑。他回过头看了看远处的那栋楼，说：“我先回去把书包放了，你在门口等我。”
“好。”
他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然后转回头继续跑了。他的背影在夕阳中拉得很长，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校服的衣角被风吹起来，露出里面那件有些皱的T恤。
小哥站在我旁边，看着黎簇消失的方向。
“小哥，”我说，“你觉得黎簇变了吗？”
他想了想，点了一下头。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他又想了想，说了两个字：“好了。”
“你觉得他哪里好了？”
他没有回答。不是不知道答案，是答案太长了。黎簇变好了，变得不那么冲了，变得会关心人了，变得会在我想起来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了。虽然说话还是有点冲，但那种冲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冲是“你别管我”，现在的冲是“你怎么才来”。
我往校门口走去，小哥走在我旁边。路灯亮了，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从校门口一直亮到校园深处。暖黄色的光照在路面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地上，像两个在行走的巨人。风从湖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草木的清香，吹在脸上凉凉的，很舒服。树叶在风中哗啦啦地响，像是在鼓掌，又像是在送别。
校门口，黎簇已经站在那里了。他换了一身衣服，校服换成了T恤和牛仔裤，头发用水抹了一下，不那么乱了。书包换成了一个小挎包，斜挎在身上，手插在口袋里，脚在地上踢着一颗小石子。
“走吧，”他说，“去哪吃？”
“你想吃什么？”
“随便。”
“又是随便，”我说，“最烦你说随便。”
黎簇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那是笑，不是“随便”的无奈，是“我故意的”的得意。
我想了想，说：“学校旁边那家面馆还在吗？以前常去的那家。”
黎簇想了想，“还在，不过换老板了。味道不一样了。”
“那就不去了。你想个地方。”
黎簇想了想，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去你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吧。你带我吃过的那家，西湖边上的。”
我愣了一下，“你还记得？”
“记得，”黎簇说，“那家的鱼好吃。”
那家馆子在西湖边上，不是什么大馆子，就是一家很小的家常菜馆，开了很多年，老板是个胖胖的大叔，做菜很好吃。我带黎簇去过一次，那大概是两年前的事了，他来杭州找我，我带他在西湖边上逛了一天，晚上去那家馆子吃的饭。我以为他早忘了，没想到他还记得。
我说：“好，那就去那家。”
小哥开车，我坐副驾驶，黎簇坐后面。车子驶出校门，拐上了大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明暗交替着，像时间的刻度在跳动。黎簇坐在后面，靠着车窗看着窗外，不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似乎在发呆，又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目光落在窗外飞逝的街景上，但什么都没在看。
“黎簇，”我叫他。
“嗯。”
“最近学习怎么样？”
“还行。”
“考试考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第几名？”
黎簇沉默了片刻，说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听起来还不错，至少不差。“挺好的，”我说，“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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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簇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那么一点——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你居然会说这种话”的意外。我以前从来不会跟他说“继续努力”这种话，太正式了，太像长辈了。但现在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因为他确实在努力，努力应该被看到，应该被肯定。
“无邪，”黎簇忽然说，“你这次回来住几天？”
“三四天吧，然后去长沙看奶奶。”
“哦，”黎簇顿了一下，“那你什么时候回雨村？”
“看完奶奶就回去了。”
黎簇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我放假了去雨村。”
“行啊，”我说，“胖子也想你了。”
“他才不会想我，”黎簇说，“他每次都说我胖了。”
“你不是胖了，你是壮了。”
黎簇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那是笑。
车子开到西湖边上，天已经全黑了。路灯把湖边的路照得很亮，湖水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像一面黑色的镜子。远处的山在夜色中变成了一道深黑色的轮廓线，连绵起伏，像一条沉睡的巨龙。山上的塔亮着灯，在黑暗中像一颗闪亮的星星。
那家馆子还在，招牌换了新的，但名字没变。门口停着几辆车，里面亮着灯，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里面坐着几桌客人，在吃饭，在聊天，在笑。我把车停在门口，推门进去，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哎，是你啊，”老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用围裙擦了擦手，“好久没来了。”
“好久不见，”我说，“生意还好吗？”
“还行，还行，”老板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哥，目光在小哥脸上停了一下，又看了看黎簇，“三位？”
“对。”
“坐里面吧，安静。”
老板把我们领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窗外的西湖在夜色中很美，湖水是深蓝色的，灯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像一面被打碎了的镜子。远处的山和塔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
老板拿来菜单，我点了几个菜——鱼、东坡肉、龙井虾仁、莼菜汤。都是杭州的特色菜，也都是黎簇上次来吃过的。黎簇看着窗外，不说话，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一圈一圈的，像在等什么。
“黎簇，”我说，“你上次来的时候，也坐这个位置。”
黎簇看了看窗外，又看了看我，说：“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他坐在这个位置，看着窗外，不说话。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后来他告诉我，他觉得杭州很好，比他想象的好，比他待过的很多地方都好。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到。
菜上来了。鱼还是那个味道，嫩，鲜，入口即化。东坡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龙井虾仁虾仁很Q弹，茶叶的清香渗进去了，好吃。莼菜汤的莼菜滑滑的，汤很清，喝起来很舒服。
黎簇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他夹菜的动作很猛，筷子在盘子里翻来翻去，像一个很久没吃过好东西的人。小哥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品尝什么了不得的美味。我吃得不快不慢，一边吃一边看着他们。
“无邪，”黎簇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你以后会一直在雨村吗？”
我想了想，说：“会吧。至少目前没有想走。”
“那胖子呢？小哥呢？”
“他们也在。”
黎簇沉默了几秒，拿起筷子继续吃饭，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下去之后说了一句：“那挺好的。”
不是“那挺好”，是“那挺好的”。多了个“的”，语气就不一样了。“那挺好”是陈述事实，“那挺好的”是表达感受——“我觉得那挺好的，我希望那一直好下去”。
吃完饭我开车送黎簇回学校。车子停在校门口，他下了车，背着挎包站在校门口的路灯下，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很瘦，像一根被拉长的面条。
“无邪，”他说，“你到了长沙给我发个消息。”
“好。”
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然后他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如果不是我一直在看他根本注意不到，但我在那一眼里看到了一样东西——不是“再见”，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处的、像是“你走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但我会等你回来”的东西。
然后他转回头，走了。这次没有回头。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校园的夜色中，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他的影子跟着他一起走。小哥站在我旁边，手里拎着那个塑料袋，橘子和水瓶还在里面，一个都没少。
“走吧，”我说，“回家了。”
车子驶出了校门，拐上了大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明暗交替着。小哥坐在副驾驶，安静得像一片月光。他手里还拎着那个塑料袋，我妈给的橘子和水瓶，他一路拎着，从家拎到学校，从学校拎到饭馆，从饭馆拎回车上，一直没放下。
“小哥，”我说，“你累不累？”
他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回去早点睡，明天还要去长沙。”
他点了一下头。
车子开到了家门口。院门关着，屋里的灯亮着。我妈大概在客厅看电视，我爸可能在书房看书。我熄了火，拔了钥匙，推开车门下了车。脚踩在地上的时候，觉得有点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之后的那种微微发胀的累。
小哥从车上下来，站在我旁边。
“小哥，”我说，“你说黎簇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他看着校门消失的方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四个字：“他会好的。”
他会好的。不是“他会变好”，不是“他应该会好”，是“他会好的”。这是一种确定，一种相信，一种不需要证据的、像信仰一样的东西。他相信黎簇会好的，就像他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来一样。
我推开院门，走进了院子。桂花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晃，竹子在墙角沙沙作响。屋里的灯光从窗户里漏出来，在院子里画出一块暖黄色的光斑。我妈在客厅里看电视，听到动静回头看了我一眼，“回来了？吃饭了吗？”“吃了。”“吃了就好。”
我爸从书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小邪，明天去长沙？几点走？”“早上吧，早点走，中午能到。”“那早点睡，别熬夜。”
小哥站在我旁边，手里还拎着那个塑料袋。我妈看到了说：“橘子怎么没吃？我都给你们装好了。”
“忘了，”我说，“明天路上吃。”
我妈看了我一眼，叹了口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客厅。
我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灯亮了。床头柜上那盆文竹还放在那里，在灯光下绿得很淡很淡，几乎是透明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灯光照得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月光照得到。月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有别的光在照着。
我回头看小哥，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那个塑料袋。
“小哥，进来吧。”
他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