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活了三十三年，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害怕。
不是抓嫌疑人时那种紧张，不是追犯人时那种刺激。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是那种心脏跳到嗓子眼、手抖得握不住方向盘的恐惧。
他是个警察。一米八五的个子，当兵出身，转业进的公安。审过杀人犯，抓过持刀匪，什么场面没见过？按说这种人阳气旺，命硬，不该碰上那种事。
可那天凌晨两点多，他碰上了。
2015年夏天，加班审完一个嫌疑人，陈默开车回家。走的是城边那条快速路，新开发的区，两边全是荒地，连路灯都没几盏。白天车多，晚上几乎没人走。
他困得眼皮打架，听着收音机里含糊不清的午夜节目，只想快点开回家睡觉。
开着开着，他突然看见前面有团白雾。
凌晨两点多，路上起雾不稀奇。可那团雾不对劲——它不在路边，在路中间。不是一大片，就那一团，两米多高，一米半宽，直挺挺地杵在那儿。
他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困花了。
可那团雾开始动了。
它在凝聚。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收拢，从一团散雾慢慢变成一个形状。先是一个轮廓，然后是肩膀，腰，腿——变成了一个人形。从轮廓上看，是个女人。
他头皮一麻，脚底下松了油门。
那个人形越来越清晰。头发的地方开始变黑，皮肤的地方开始变白，身上穿了件灰白色的衣服，像裙子。她就那么站在路中间，对着他的车。
车速不快，可也来不及反应。眼看离她越来越近，三十米，二十米，十米——
他猛地一打方向盘，车从她旁边擦过去。下意识往后视镜看了一眼——她不见了。
心里刚松一口气，再往前看，她站在前面。
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个姿势，站在路中间，对着他。
浑身的汗毛全炸起来了。一脚刹车踩到底，车停在路上。他盯着前面那个人影，手抖得握不住方向盘。那人影一动不动地站着，像在等他。
脑子一片空白，本能地挂上倒挡，往后倒。倒了几十米，调头，一脚油门踩到底，逆行往回开。
开出去几十米，往后视镜看了一眼。
她飘起来了。
飘在半空中，跟着他的车，一点一点往前飘。没有腿在动，就那么飘着，越来越近。
心跳得快从嗓子眼蹦出来。油门踩到底，车速飙到一百多。可怎么开，她都在后头，不远不近地跟着。
突然，他看见前挡风玻璃上放着警帽。下班时随手扔那儿的。
一把抓过来扣在头上。
再往后视镜看——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后头空荡荡的，只有黑漆漆的路和昏黄的路灯。
陈默没敢停，一路开回警局。把车停在门口，熄了火，手还在抖。摸出烟，点了两次才点着。坐在车里抽了两根烟，手才不抖了。
后来他换了条路回家。那条路再也没走过。
他跟朋友说起这事的时候，脸色还是白的：“我他妈抓了那么多人，什么凶的没见过？那天晚上我真怕了。那东西不是人，绝对不是。”
这事在朋友圈里传了一阵，也就淡了。陈默照样上班下班，该抓人抓人，该审案审案。那条路他绕着走，多开二十分钟也绕。
没人知道，就在同一个城市，另一件更邪乎的事正在发生。
这事跟陈默没关系。跟他隔着小半个城，一个叫孙建国的人正在经历他自己的噩梦。
孙建国四十二岁，在事业单位上班，住在城边一个新小区。那小区依山而建，风景挺好，当初买房图的就是这个环境。可住进去才知道，后山那片是个坟山。
不是什么老坟，就是附近村子的坟，一座一座的，漫山遍野。从他家阳台看出去，能看见半山腰那些土包，一个一个的，有的还有墓碑。白天看还好，晚上看，黑乎乎的一片，瘆得慌。
不过住了一年多，大家也都习惯了。毕竟房价便宜，买都买了。
那天早上六点多，孙建国照常出门跑步。他没什么别的爱好，就喜欢跑步，每天早上六点，准能看见他在小区里跑圈。
跑着跑着，不知怎么就出了小区，上了后山。
后山那片平时没人去，路也难走。他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非要往那儿跑。
跑到半山腰，看见一座坟。
那坟跟别的坟不太一样。别的坟前头光秃秃的，这座坟前头摆着新鲜的水果和点心，一看就是头天晚上刚有人来祭拜过。可坟周围的草长得乱七八糟，都快把墓碑遮住了，野草半人高，剌剌秧缠得到处都是。
他站在那儿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蹲下来开始拔草。
一把一把地拔，连根薅。剌剌秧把手划破了，血糊糊的，他也没停。拔了半个多小时，把坟周围的杂草全收拾干净了，还用脚踩实了。站在那儿看了看，挺满意，然后继续跑步去了。
当天晚上回家，他就开始发高烧。
三十九度八，烧得满脸通红，说胡话。他老婆李梅吓坏了，连夜送医院。住了两天，烧退了一点，但还是低烧不断，三十七度五六，就是不下去。人没精神，吃不下饭，脸蜡黄蜡黄的。
李梅问他怎么回事，他把早上拔草的事说了。
李梅气得骂他：“你管这闲事干什么？那是人家的坟，你动它干嘛？你有病啊？”
孙建国自己也后悔，可后悔也晚了。低烧一直不退，人越来越虚。李梅带他去医院查了个遍，什么毛病没查出来。最后没办法，托人找了个民间的大神儿。
大神儿是个老太太，六十多岁，住城边村。来了之后绕着孙建国转了几圈，又去后山看了看那座坟。回来跟李梅说：“他动了人家的地方，人家不高兴了。人家就喜欢那些草，他给人拔了，人家能愿意？”
做了场法事，烧了些纸，念了些经。又给了孙建国一包香灰，让冲水喝。说来也怪，那低烧还真退了。
退了烧，人也正常了。回去上班，该干嘛干嘛。李梅松了口气，以为这事过去了。
可没过多久，她发现不对劲。
孙建国虽然身体好了，可行为越来越怪。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说话，说得绘声绘色的，好像在跟谁聊天。有时候说着说着还笑，笑完了又叹气。李梅问他在跟谁说话，他说：“没谁，我自己念叨念叨。”可一转身又开始念叨。
有一天晚上，李梅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书房里有说话声。她轻手轻脚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头嘀嘀咕咕的，听不清说什么，但确实有人在说话。她推开门，屋里就孙建国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对着空荡荡的房间。
“你跟谁说话呢？”李梅问。
孙建国回过头，看了她一眼，说：“没谁，你听错了。”
那天晚上李梅没睡着。
这事越来越严重。孙建国上班也开始走神，同事问他话，他答非所问。有时候开着会，他突然笑起来，笑得别人莫名其妙。
那天晚上八点多，孙建国回家了。头发乱糟糟的，也没换衣服，就穿着上班那身。李梅一看他那样，心里就咯噔一下。
没敢问，热了饭，俩人九点多坐下吃饭。孙建国吃得心不在焉的，筷子戳着碗里的饭，半天不往嘴里送。李梅给他倒了杯酒，也就一两，他酒量大，这点酒根本不算什么。
吃着吃着，他突然抬起头，东张西望，看客厅，看阳台，看门口。
李梅吓了一跳：“你干嘛？”
他说：“我有个哥们儿找我有事，我以为他在咱家呢。”
李梅愣了：“谁？家里哪有人？”
孙建国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吃。吃了两口，又突然抬起头：“开门，有人敲门。你没听见吗？快去开门，我哥们儿来了。”
李梅竖起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外头静悄悄的，连楼道的声控灯都没亮。
她说：“没人敲门，你听错了。”
孙建国急了，脸都红了：“怎么没人？敲那么大声你听不见？就在门口，快去开门！”
李梅没办法，站起来去开门。门一开，一股风呼地一下冲进来，从她身上穿过去，凉飕飕的，像腊月的风。她打了个哆嗦，门外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关上门，回头看孙建国。他已经放下筷子了，坐在那儿，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
“收了收了，赶紧收。”他说。
“收什么？”
“收桌子，我不吃了。你快去睡觉，我谈点事。”
李梅心里发毛：“跟谁谈？”
孙建国没回答，站起来往书房走。
她追过去问：“建国，你到底跟谁谈？”
孙建国回过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她从来没见过，冷冰冰的，不像他。他说：“你别管。快去睡。我不喊你你别出来。”
然后他进了书房，把门关上了。
李梅站在客厅里，心跳得厉害。她想冲进去问清楚，可又不敢。她想起那些大神儿说的话，想起他这些天的古怪，越想越怕。
收了桌子，洗了碗，回卧室躺着。跟闺蜜发微信，说孙建国不对劲，说明天得带他去看病。闺蜜问她怎么了，她也不知道怎么说，就说他最近怪怪的。
发完消息，她躺着，睡不着。竖起耳朵听外头的动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太安静了。
十一点多，她忍不住起来，轻手轻脚走到书房门口。把耳朵贴上去，里头有声音。嘀嘀咕咕的，像是在说话。可听不清说什么，就听见偶尔有笑声，呵呵的，笑得她头皮发麻。
没敢敲门，回卧室了。
一点多，她又起来。书房里还在说话，声音比刚才大了点。她听见孙建国在说：“行，我知道了。行，就这样。”然后又一阵嘀咕，听不清。
站在门口，手都凉了。想推门进去，可手放在门把手上，就是不敢往下按。
后来实在困得不行，回去睡了。
等她再醒来，凌晨四点多。窗外还黑着。她摸了摸旁边，没人。孙建国那半边床是凉的。
心里一紧，起来去书房。敲门，没人应。再敲，还是没人。
喊：“建国？建国？”
没人回答。
拿来钥匙，手抖得插不进锁眼。好不容易插进去，打开门。
孙建国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脸对着窗户，窗外是黑漆漆的天。脸白得没有血色，嘴唇发紫，眼睛闭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睡着了一样。
走过去，推了推他。身子是硬的，凉的。
她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后来怎么打的120，怎么报的警，都不记得了。
警方来查，说是心肌梗死，猝死。身上没外伤，屋里没打斗痕迹，排除他杀。
小区里的人知道这事，都说是那坟的事。他动了人家的坟，人家来找他了。那坟主人就喜欢旁边那些杂草，他给人拔了，人家能饶他？
李梅后来跟人说起这事，说那天晚上那股风。门一开，那股风从她身上穿过去，凉飕飕的，像腊月的风。她说她这辈子忘不了那股风。
没人知道孙建国那天晚上在书房里，到底在跟谁说话。
陈默也不知道这事。他跟孙建国隔着半个城，素不相识。他只知道那天凌晨两点多，他在一条快速路上看见了一团白雾，那团白雾变成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飘起来追他。
他戴上警帽，她才消失。
后来他再也没走过那条路。他也不知道，就在同一个城市，另一个男人正在经历自己的噩梦。那个男人没那么幸运。
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年。两个男人，一个活下来了，一个没活下来。
陈默有时候想，那天晚上他要没戴那顶警帽，会怎么样？
他想不出答案。
他只知道有些东西是真的存在。它们不在你眼前，就在你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