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涛是潮汕人，二十岁出头那年到广州打工，在一家工厂里做流水线。外地人在广州，没什么亲戚，最亲的就是几个一起进厂的潮汕老乡。几个人住同一间宿舍，吃同一家馆子，谁发了工资就请大伙儿搓一顿，日子过得紧巴但也热闹。
阿涛有个好朋友叫阿斌，跟他同年进厂，两人住上下铺。阿斌这人性格开朗，啥都不往心里搁，用阿涛的话说就是心大。有回阿涛跟他说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鬼故事，阿斌听完就笑，说那些都是吓唬小孩的，他从来不信。
那年夏天，阿斌过生日，提前好几天就跟大伙儿说，这回要找个好地方，好好喝一场。到了生日那天，阿斌神神秘秘地宣布，他订了荔湾广场后头一家新开的酒吧，环境好，酒水便宜。
阿涛一听荔湾广场四个字，心里咯噔一下。他在广州待了一年多，多少听过些关于那个地方的传闻——跳楼的、横死的，什么版本都有。本地人晚上都不乐意往那边凑。他跟阿斌说，那地儿邪乎，要不换一个？
阿斌满不在乎地摆手：“邪什么乎？那都是迷信。我跟你说，我那朋友上礼拜刚去过，啥事没有。别自己吓自己。”
阿涛还想再劝，旁边另一个老乡阿强也说：“就是，过生日图个乐，别扫兴。”阿涛只好把话咽回去。
那天晚上，一行六个人到了酒吧。阿斌还请了几个女孩子过来，一伙人喝酒摇骰子，玩得不亦乐乎。阿涛喝着喝着也就把荔湾广场那茬给忘了。酒过三巡，阿斌被灌了不少，脸通红通红的，说话都有点大舌头。
阿涛看了一眼手机，快十一点了。他正准备说差不多该散了，一抬头，发现阿斌不见了。
“哎，寿星佬儿呢？”他问。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注意。有人猜是去厕所了，有人猜是吐了。等了五六分钟，没见人回来，阿涛有点不放心，拉着阿强往厕所走。
酒吧的厕所在走廊尽头，拐个弯才到。推开厕所门，里头灯光昏黄，几间隔位门都开着，只有最里头那间紧闭着。阿涛喊了几声阿斌，没人应。他走过去敲门，咚咚咚，还是没动静。他加大了力气砸门，里头这才传来一声响动，像是插销被拉开的声音。
门开了。
阿斌瘫坐在马桶旁边，浑身上下湿漉漉的，衣服上蹭着地上的脏水，脸色白得吓人，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阿涛吓了一跳，赶紧伸手去扶他。阿斌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力道大得吓人，五个手指头跟铁钳子似的，攥得阿涛骨头都疼。
“阿斌？阿斌！”阿涛喊他。
阿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眼珠子一动不动，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我看见她了。”
“看见谁了？”阿强在旁边问。
阿斌不答话，整个人跟抽了筋似的往后缩，死活不肯往洗手池那边去。阿涛和阿强架着他，想给他洗把脸清醒清醒，可阿斌跟疯了似的挣扎，嘴里呜呜噜噜的，一句话也说不清楚。阿涛没办法，只好先把他扶到走廊上，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阿斌靠着墙，喘了半天粗气，这才哆哆嗦嗦开口。
他说他刚才进来上厕所，上完之后到洗手池洗手，想用凉水拍拍脸解解酒。低头洗完手，一抬头，看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就站在我左边，”阿斌说，“挨着我，就这么近。可我扭头看身边，什么都没有。”
阿涛听得后脊梁发凉。
阿斌接着说，他当时吓得腿都软了，可是镜子里那个人影越来越清楚，是个女人，穿着红衣服，红得刺眼。头发短短的，齐刘海，脸是青灰色的，那种青灰不像活人的肤色，像是放了很久的死肉。那个女人就站在他左边，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镜子里的他，盯着他看。
“我不敢扭头，”阿斌的声音开始发抖，“我就盯着镜子看，她也盯着我。后来她动了，她转过头来，正对着镜子，看着我。”
阿斌说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往门口跑，反而一头扎进了最里头的隔间，把门反锁上，蹲在马桶边上浑身发抖。他没有听见脚步声，但是门缝底下，他看见一双脚站在外面。
那双脚站了很久。他就蹲在那儿，一动不敢动。
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觉得整个人发软，想喊也喊不出声。脑子里还有一个念头，特别强烈——不想活了，想死。
“那念头根本不是我的，”阿斌突然抬起头，死死盯着阿涛，“就像有人硬塞到我脑子里一样。我就想死，就想从楼上跳下去。当时我身上要是有把刀，我肯定扎自己身上了。”
他说他还看见一个画面，反反复复出现。是荔湾广场门口，一个女人躺在地上，身下一滩血，穿的就是那件红衣服。那个画面出现了三四次，直到阿涛他们砸门，他才猛地醒过来。
阿涛听完，头皮发麻。他转头看阿强，阿强脸也白了。
“走，”阿涛当机立断，“赶紧走，这地方不能待了。”
几个人架着阿斌就往外走，跟吧台买了单，一路出了酒吧。外头风一吹，阿涛觉得清醒了点。他招手准备拦车，突然觉得胳膊上的人一沉。
他扭头一看，阿斌整个人软塌塌地往下坠，嘴里开始嘀嘀咕咕说胡话。
起初听不清说什么，后来阿涛仔细一听，汗毛都竖起来了——阿斌说的是普通话，而且是个女人的声调，尖细尖细的，带着哭腔。
阿涛认识阿斌好几年了，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普通话。他们几个都是潮汕老乡，平时交流全是家乡话，阿斌更是连普通话电视剧都不乐意看，嫌听着别扭。可现在这个人，顶着阿斌的脸，张着阿斌的嘴，说出来的话却完全是另一个人。
“你们……你们是谁？”那个声音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阿涛几个人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没人敢再上前扶他。阿斌就站在那儿，手舞足蹈地比划，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那句话，声调尖得刺耳。闹了得有十来分钟，阿涛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你是谁？”
阿斌猛地转过头盯着他，那眼神冷冰冰的，跟不认识他似的。盯了足足三秒，阿斌突然咧嘴笑了，那个笑容看得阿涛心里直发毛——那不是阿斌的笑法，嘴角扯得太大了，像是硬扯开的。
正僵持着，远处走过来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件短袖衬衫，手里拎着个公文包，像是刚应酬完回家。那人远远看见他们几个人拉拉扯扯，以为是打架闹事的，一边走过来一边骂：“干什么呢你们？大半夜的在这儿闹什么？”
走近了一看，才发现不对劲。他把几个年轻人打量了一遍，又盯着阿斌看了几眼，脸色就变了。
他问阿涛：“你们这朋友怎么回事？”
阿涛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从酒吧厕所到刚才。中年男人听完，叹了口气：“你们几个胆子不小，大晚上跑这儿来玩。”
说完也不废话，突然伸手一把攥住阿斌的手腕，反关节一拧，把阿斌摁在了地上。阿斌挣扎起来，那力气大得吓人，中年男人一个人根本按不住，冲阿涛他们喊：“过来帮忙！愣着干什么！”
几个人这才反应过来，七手八脚地把阿斌按在地上。阿斌还在挣，嘴里呜呜噜噜的，那女人的声音又出来了：“放开我……放开我……”
中年男人蹲下来，盯着阿斌的眼睛问：“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阿斌不理他，还是那副样子，嘴里念叨着听不清的话。中年男人问了几句，见他不配合，也不耐烦了，从脖子上解下一根红绳，绳子上挂着一块玉牌。他把玉牌往阿斌胸口一贴——
阿斌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一样，软倒在地，眼睛一闭，睡着了。
阿涛借着路灯看了一眼那块玉，比烟盒小一圈，绿色的，雕着个人形，看不太清细节，但透着股子老气。玉牌上那根红绳看着挺旧了，绳子边都磨毛了。
中年男人把玉重新挂回脖子上，喘了口气，问：“你们住哪儿？”
阿涛说了地址。中年男人说：“我送你们回去。”
阿涛千恩万谢，几个人把阿斌抬上那人的车，一路送回宿舍。下车的时候，中年男人没进去，只跟他们说：“我只能帮到这儿。那块玉不能留给你们，我自己有用。你们这朋友，明天还得闹，你们赶紧联系他家里人吧，这班他是上不了了。”
阿涛当时将信将疑，觉得也许睡一觉就没事了。可第二天一早，阿斌醒了之后，又成了昨晚那个样子——说话是女人的声调，动作也变了。本来是个糙老爷们，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居然对着宿舍里那面小镜子，一下一下地捋，那动作又慢又柔，看得阿涛几个人浑身发凉。
这事在厂里很快就传开了。工友们上厕所都绕着他们宿舍走，吃饭的时候也没人敢跟他们一桌。下午老板把阿涛几个人叫过去，没问阿斌怎么样，直接说：“阿斌这情况，厂里留不了。工资结清了，你们帮忙通知家属来接人。”
阿涛心里凉了半截，但也没办法，只能照做。那天晚上一点多，阿斌的爸妈从老家赶到广州。阿涛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阿斌妈妈听得直掉眼泪，阿斌爸爸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把人接走的时候，阿斌妈妈回头看了阿涛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很，有埋怨，有不舍，还有说不清的东西。
阿涛以为这事就过去了，顶多阿斌病一阵子，养好了也就没事了。
可后来他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隔了几个月，阿涛给阿斌家打电话，想问问他恢复得怎么样。电话那头阿斌妈妈态度很冷淡，没说几句就挂了。后来辗转听说，阿斌彻底废了。人变得疯疯癫癫，天天嘴里念叨的都是一个女人，说的那些话没人听得懂。家里人带着他到处找大神看，找了一溜够，有的一时半会儿看着好了，回家没几天又犯。到最后，医院确诊——精神分裂。
阿涛再也没打过电话。这事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每次想起来都堵得慌。
又过了好几年，阿涛在广州扎下了根，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有回饭局上聊起灵异故事，他借着酒劲，把这段往事讲了出来。满桌人听完都唏嘘不已，唯独一个人突然开口：“你对荔湾广场了解多少？”
阿涛说：“就知道那地方邪乎，跳楼的多。”
那人说：“不是多，是有一年，一个女的穿着红衣服从楼上跳下来，就死在广场门口。那天晚上我下班路过，亲眼看见的。躺在地上，一滩血，穿着红衣服，头发短短的，齐刘海。”
阿涛听完，后背一阵发凉。
他想起了阿斌当年说的那些话——镜子里那个青灰色脸的女人，红衣服，齐刘海。还有反反复复出现的那个画面，荔湾广场门口，一滩血，一个女人躺在那里。
那个画面，阿斌是怎么看见的？他从来没去过那儿，也没见过那件事。那年那个女的跳楼的时候，阿斌人还在老家。
可他就是看见了。看见了，还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