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晚上，风里夹了零星的雪沫子。
王府饭店在灰白夜色里轮廓清晰。和平HOUSE的霓虹依旧亮着，只是那暖黄光晕里，似乎也掺进了一丝凛冽。
我推开厚重的门帘，暖气裹着熟悉的气息涌来。大厅人声比前几晚低了些。水晶吊灯的光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反射出冷清的辉光。萨克斯的声音，今晚听起来莫名多了点萧索。
我换好工服，站在队伍末尾，指尖有些凉。领班照例朝我点头。
他来得稍晚。深色外套肩头落着几粒细小的雪籽，很快化开，留下几点深色水痕。步履依旧稳，进门时目光朝我这边偏了偏，很短暂。
“乔婷，跟着。”领班的声音没有起伏。
推门进去时，他正脱外套，里面是件深灰色羊绒衫，衬得肩线利落。包厢里人更少了，只有两三个熟面孔，烟味很淡，音乐是低低的蓝调。
看见我，他没说话，只微微颔首。眼神平静，看不出昨晚被拒绝后的尴尬或恼意。仿佛那声“不去了”，只是风吹过耳畔。
我照旧添酒，换掉融化的冰块。做完这些，稍顿了一下，没有立刻退开，也没贸然坐下，只安静站在茶几旁半步远，垂着眼，像在等一个指令。
他端起我刚斟好的酒，沉默了几秒。
“坐。”声音比前几晚更低些。
我依言在他身旁坐下，依旧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沙发柔软，微微下陷，但我脊背挺直。
今晚他点歌少了。大部分时间只是靠在沙发里，听别人唱，或任由音乐流淌。
气氛有些微妙的凝滞，今晚的安静里掺杂了一点审视，一点距离重新丈量后的谨慎。
中途他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他没立刻落座，走到点歌屏前，修长手指在按键上停留片刻，没输入编码，只随意翻看歌单。
“会唱什么？”他忽然侧头问我，声音不高。
我微微一怔。这问题超出了“服务员”的范畴。在这里，我们被要求会点歌、会倒酒、会安静陪衬，但极少被要求“会唱”——除非客人别有用心。
抬眼看他。眼神很静，没有戏谑，没有试探，只是很平淡的一个问题。
“过火！”
他没说“来一首”，他点完歌重新坐回我身边。
接下来的时间，那种刻意维持的距离感，似乎被悄然打破一丝缝隙。
他开始唱歌，依旧是小刚和游鸿明。唱到《下沙》那句“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时，他偏过头，看了我一眼。很短暂的一眼，我却莫名觉得那眼神里褪去旁观者般的疏离，多了点类似寻求共鸣的东西。
我抬手鼓掌，算是回应。只是在他转回头去时，指尖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
散场时，雪似乎下得密了。窗玻璃上蒙着薄薄水汽。
人走光了，包厢里再次只剩我们两个。我起身收拾，他将外套搭在臂弯，却没立刻离开，走到窗边，抬手用指节抹开一小块玻璃上的雾气，望着外面纷扬的雪。
我放轻动作，收最后一个酒杯。
“乔婷。”他忽然开口，声音被窗玻璃滤得有些模糊。
“嗯。”我停下。
他没回头，依旧看着窗外：“昨晚上……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饿了。”
顿了顿，像在解释，又像自言自语：“王府饭店后面，有家店，粥熬得不错。”
这话说得平淡，甚至没什么指向性。不是在再次邀约，但我听懂了。
他在告诉我，昨晚的“宵夜”，或许真的只是一顿宵夜。至少，他是这么定义，或者他希望我是这么理解的。他在给我台阶，也在不动声色地抹去昨晚那点可能的尴尬与芥蒂。
我没接话，沉默几秒，我选了最安全、也最符合此刻“服务员”身份的回应：
“雪天路滑，您回去小心。”
他这才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底那层惯常的沉静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类似笑意的东西，快得抓不住。
“嗯。”他应了一声，从皮夹里抽出小费，还是一千。
我将钱接过来，平整放进口袋。“谢谢先生。”
他没再说“走了”，只又看了一眼窗外，转身推门出去。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沉稳远去，直到消失。
收拾好最后一点凌乱，关掉主灯，我独自站在渐渐冷却的空气里，窗外是王府饭店永恒不变的、冷白色的光，映着漫天飞舞的、细碎的雪。
昨晚我划清了界限。今晚，他尊重了这条界限，却又用一句关于“粥”的话，模糊勾勒了界限之外另一种若即若离的可能性。
我轻轻吐出一口气，白雾在冰冷玻璃上一闪即逝。
拉开门，走入依旧流淌着残余音乐与酒气的走廊。
第六天，他没来。
一整晚我都悬着点心，又拼命告诉自己：本就只是客人与服务员，几天的特殊，不过是场子里最常见的短暂偏爱。他不来，才是常态。
我被派去别的包厢，端酒、点歌、陪笑、安静站在角落，像这里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妹。
散场时特意往302看了一眼，门开着，服务生在打扫，里面是另外的客人在狂欢后留下的狼藉。
回到店里，把这几天的钱数了一遍，指尖一张张划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缺钱，缺得厉害。
第七天上午，家里的电话准时打来。妈妈的声音絮絮叨叨，穿过冰冷的电话线，全是绕不开的生计。
冬天的煤涨价了，米面油也跟着贵。娜娜明年要上小学，样样都要提前打算。刚子的对象吹了，村里人指指点点，笑话家里拿不出彩礼、买不起新房，说我们“都抬不起头回去了”。
翻来覆去，意思明显：抓紧挣钱，赶紧买房，赶紧给你弟说媳妇。
我握着听筒，今年确实没给家里多少钱。我一句话没反驳，只是安静听着。
挂了电话，坐在床沿，半天没动。窗外是北京冬天一贯的灰白天空，看不到太阳。
现实从来不给人犹豫的余地。我守着底线，拒了宵夜，可家里的嘴等着吃饭，弟弟的婚事等着钱，孩子的学等着上。那根线，不会因为我在这里守住什么就松开半分。
第七天晚上，他依旧没来。
心里那点莫名的期待，彻底沉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更现实的焦虑——我需要更稳的收入，需要快一点。
领班安排我进一个散客小包。推门进去，里面只坐了一个男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简单的毛衫和休闲裤，气质干净，一个人，面前放着房卡，说就住在楼上酒店。
我刚报完欢迎语，他先抬了眼，一听口音就笑了，语气熟稔又亲切：“你鹿城的，还是青城的？”
我心里猛地一紧，随即一暖——是内蒙老乡。
“青城的。”我轻声答，声音不自觉地放软了些。
他乡遇老乡，尤其在这样冰冷浮华的夜场，瞬间拉近了距离。他很随和，没半点架子，也没像别的客人那样一进门就喊着点小姐，只摆了摆手：“不用了，就聊聊天。”
他点了一瓶洋酒，让我自便，坐下来就跟我拉家常，问我来北京多久，家里怎么样。语气真诚，没有试探，没有轻佻，更没有藏着别的心思。
在这样的地方，被人这样平等、温和、不带欲望地对待过。感觉很舒服，甚至有些恍惚。
那一晚，我只是安安静静坐着，听他聊家乡的雪、青城的街道、鹿城的风情，他说他来北京办事，待几天就走。
散场时，他给的小费很厚，厚得让我有些不安。
我站在走廊里，暖光打在身上，却觉得冬夜的冷，从脚底一点点往上爬。
原来有些选择，从来不是愿意或不愿意。
是生活推着你，推到你无路可退，然后冷眼旁观，看你如何把自己，一点一点，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