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的白灰生意越做越红火，场地扩张，尘土飞扬里透着一股粗粝的兴旺。
大表姐和二姨家的表姐都跟着搬来了青城，城外的场子，成了我白日里为数不多能来透气的地方。
这天，我换了身清爽的白色运动服，蹬上白板鞋，打车过去。
大院满是忙碌的工人和卷尘的大车，空气里浮着细密的灰，在阳光下有些呛人。
我径直推开办公室的门，里头人声嘈杂。
白灰场的尘土在午后的阳光下浮动着，像一层薄纱。
我推开办公室门时，表姐正和几个人说着什么，手里拿着账本，眉头微蹙。
“霞子来了？”她抬头瞥我一眼，“自己坐，我这儿忙着呢。”
我点点头，刚要退出去，差点撞上一个人。
他个子不高，眼睛眯成两条缝，看人时带着审视。
我侧身让开，听见表姐叫他“刘老板”。
厨房在后院，二姐正在灶台前忙活。
见我进来，她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儿咋有空？”
“公司没什么事。”
我接过她递来的围裙，坐在小板凳上开始削土豆。
刀锋划过土豆皮的声音很规律，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灶间帮奶奶干活的日子。
弟弟今天也休息，他才十七岁，在大舅的厂里开车。
“姐，”他小声说，“妈昨天打电话，问你在最近怎么样。”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在公司上班，挺好的。”
我没说话，继续削土豆。
土豆皮一圈圈脱落，露出淡黄色的内里。
午饭时，大表姐端着碗坐到我旁边。
她先吃了几口饭，然后压低声音：“刚才那个刘老板，看见你了，问我你多大。”
“霞子，你说你，年纪轻轻，离了婚还带个孩子，以后可咋整。”
我夹菜的筷子顿了顿。
“人家还没结婚呢，生意做得不错。”
大表姐的声音更低了，“他问了你的情况……他说离婚倒没什么，但带着孩子，不行。”
二姐听见了，筷子“啪”一声放在碗边：“咱们霞子还看不上他呢！霞子没事，有的是不嫌弃的！”
我笑了笑：“我才看不上他呢。”
可心里那点刺痛是真的。
原来在有些人眼里，离过婚的女人就像货架上的商品，标签上写着“已拆封，有瑕疵”。
而带着孩子，就是最显眼的瑕疵。
手机震动时，我正在喝汤。
汤是二姐炖的土豆白菜，热乎乎的。
我走到门外接电话。
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熟悉的口吻：“宝贝，在哪？”
“在姐姐这儿。”
“地址。司机二十分钟后到。”
我报了个大致方位。
“四点飞北京。我们去北京。”
语气不容商量，“快回去收拾东西。”
“现在？”我看表，刚过一点。
“二十分钟，司机接你。等着。”
“……行吧。”
挂断电话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午后的阳光很烈，照得尘土都泛着金光。
回屋后，我把弟弟叫到一边，从钱包里数出一千块钱。钞票是崭新的，边缘锋利。
“拿着，”我塞进他手里，“自己买点需要的。”
“姐，我用不着……”
“让你拿就拿。”
弟弟低下头，把钱小心地折好，放进内衣口袋。
我跟表姐们说公司有急事要走。
二姐要送我，我拒绝了。
独自走出大院时，土路上的尘土在我脚下扬起，又缓缓落下。
那辆黑色轿车停在约定的路口。
司机是我见过的，沉默地为我拉开车门。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
回到住处，我快速收拾行李。
行李箱不大，装了几件衣服、睡衣，还有证件。
我的身份证上是“乔婷”这个名字。
改名的过程不算复杂，但记忆深刻。
当时他给我买了辆摩托车，发票上写了“乔婷”。
上牌需回老家开证明。
第一次去，年轻警察翻着户口本：“名字不符。开不成。”
他来电问是否好办，不行可挂他名下，办蒙O车牌。
我说再试试。
中午求了姐夫，他派出所有同学。
下午再去，直接找了张警官。
事成，我带两条烟感谢。
张警官笑说以后办事可直接找他，张警官帮我办身份证时问：“要不要直接改成‘乔婷’？
我说：“太需要了。”
于是“乔瑞霞”成了曾用名。
而更早的那个名字——“乔红霞”，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到机场时还早。
我在候机厅找了个位置坐下。
两点左右，我看见他和一个女人走进来。
女人大概三十岁，穿着得体的套装，妆容精致。
她挽着他的胳膊，两人边走边低声说话，脸上带着笑。
我坐在原地，看着他走到我面前，没有看我一眼。
他们在安检口拥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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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转身离开时，又一次经过我身边。
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淡淡的，很高级。
我深吸一口气，起身去安检。
登机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他过来时，和旁边的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换了座位，在我身边坐下。
飞机起飞时，他伸手在毯子下握住我的手。
我没有抽开，也没有看他，只是望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
四十分钟的航程，短得像一场梦。
北京的天灰蒙蒙的。
出租车穿过拥堵的街道，停在王府酒店门口。
房间在高层。
刚关上门，他就吻了过来。
我没有拒绝，闭上眼睛回应他。
机场那一幕带来的刺痛，在身体的亲密接触中暂时被遗忘了。
傍晚，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出门逛街。
他给我买了很多东西——衣服、包、首饰。
在一家金店里，我看中了一条铂金项链和手链。
他没说什么，直接买了单。
我的目光扫过柜台中央的戒指区。
那些镶钻的、素圈的戒指，在灯光下闪着温柔的光。
“这个可以试一下吗？”我指着一枚简单的铂金戒指。
“饿了，”他拉起我的手，“先去吃饭。”
这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我的目光在戒指上停留，他都会巧妙地转移话题。
我明白了。
戒指，是底线。
第二天他说要见客户，让我自己安排。
“我去故宫。”我说。
“行，我忙完去找你。”
故宫的人很多。
我混在人群里，走过一座座宫殿。
红墙黄瓦，檐角蹲着石兽，一切都庄严而疏离。
很多人在拍照——一家人，情侣，旅行团。
他们的笑声、说话声混在一起，形成热闹的背景音。
而我像局外人，只是安静地走过。
后来我租了一套清宫格格的服饰拍照。
沉重的头饰压在头上，我对着镜头努力微笑。
拍完照，买了根雪糕，靠在宫墙下慢慢地吃。
下午三点多，他打来电话。
“还在故宫？”
“嗯。”
“等我。”
他很快找到了我。
我们一起参观剩下的宫殿，有摄影师过来招揽生意：“拍照吗？立等可取！”
我看着他的侧脸，轻声问：“我们要不要拍张合影？”
他转过头看我，眼神平静：“自己拍吧。”
然后他叫来摄影师，“给她多拍几张。”
于是，在太和殿前，在御花园，在长长的宫巷里，摄影师指挥着我摆姿势。
我穿着白色短裙，站在六百年的宫殿前，对着镜头微笑。
而他在一旁，有时看看手机，有时看看远处的建筑，偶尔对摄影师说：“这张还可以。”
每一张照片里，都只有我一个人。
快门声一次次响起，像在确认某种孤独。
从故宫出来的第三天，我们在王府井附近逛街。
北京的秋天已经有了凉意，梧桐叶子开始变黄。
在一家茶餐厅门口，我看见了那个眼睛很小的男人——刘老板。
他正和一个朋友说着什么，一抬头，也看见了我。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走过来打招呼：“这么巧？”
我点点头。
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身边的他，眼神里有些东西闪了闪。
“这位是？”他问。
“朋友。”我说。
刘老板的笑容更深了：“哦，朋友。”他递过来一张名片，“我在北京也有生意，常来。有空联系。”
我接过名片，没有看，直接放进口袋。
等刘老板走了，他问：“谁？”
“大舅场子的一个客户，在我表姐那见过一次。”我说。
他没再问。
但那个下午，他显得有些沉默。
在北京待了五天。
最后一天，我们去吃涮羊肉。
铜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泡，羊肉片在沸水里翻卷。
“明天回去。”他说。
“嗯。”
“下个月可能还要来。”
我没说话，专心涮羊肉。羊肉很嫩，蘸着麻酱很好吃。
回程的飞机上，我又坐在靠窗的位置。
这次他没有换座位，坐在我斜后方。
整个航程，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回到青城时是傍晚。
司机送我回住处，他的车则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我打开门，屋里还保持着离开时的样子。
窗台上那盆绿萝有些蔫了，我给它浇了水。
手机响了，是大表姐打电话“霞子，回来没？刘老板今天又来大院，又问起你了。”
我没说什么……
夜里，我翻出在北京拍的照片。
一张张翻过去，全是单人的。
故宫的红墙，王府井的霓虹，酒店房间的窗景——每一张里，都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
我把照片收起来，打开电视。
屏幕上正在播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在雨中拥抱，音乐很煽情。
我换了台。
新闻里在报道一起煤矿事故，救援人员正在忙碌。
我想起他说过手底下有几个矿，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他发来的信息：“今天我不过去了。”
我回复：“好。”
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又一一熄灭。
在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我改了名字，换了身份，却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直到第二天，弟弟打来的电话：“姐，我发工资了，请你吃饭。”
我突然觉得眼眶发热。
“好，”我回复，“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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