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片看似坚硬、需要费力开垦的土地上，也并非全无温暖的缝隙。

    前座热情爽朗的董升花，斜前方文静细心的陈雅青，左边踏实勤奋的王金霞，我们几个渐渐熟稔起来。

    聊深了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转学生”。

    都是这学期才来到左旗一中的“外来户”！

    只不过她们比我早到了几个月，这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微妙共情，让她们对我自然生出了一份不着痕迹的体谅与照拂。

    董升花会把她记得工工整整的课堂笔记推过来让我对照；

    陈雅青在我对着数学题眉头紧锁时，会轻轻点一下关键步骤；

    王金霞课间分享零食，总会多分给我一块。

    这些细微的善意，像一块块大小不一的浮板，在我奋力泅渡于陌生学海、感到疲惫下沉时，及时托住我，让我得以喘息，重新积蓄一点力气。

    我们的友谊迅速在课间十分钟和放学后的路上生根。

    我们会结伴穿过操场，在喧闹的体育课间隙分享心事；

    会趁早读课后的短暂空隙，跑去校门口，买那个烤得金黄酥脆、糖馅儿烫嘴的五毛钱“糖焙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吃，简单的甜味能带来一整节课的愉悦；

    周末，我们会约着去那个不大的街心公园，坐在秋千或水泥凳上，并不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一起，说说新班级的趣闻，抱怨一下难懂的功课。

    在那片小小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公共绿地里，我们暂时卸下了“插班生”的标签，只是几个分享着同样秘密与压力的普通女孩。

    “下次数学一定要及格！”

    “英语单词我今晚回去就背！”

    “一起加油！”

    我们常常这样互相打气，虽然知道前路依然布满荆棘，但有人同行，那份沉重似乎就被分担了一些。

    她们的存在，让我确信，在这条孤独的赶超之路上，我并非形单影只。

    我们各自努力，却又彼此守望，在这片崭新的校园土壤里，小心翼翼地构建着一个属于我们几个“外来者”的、微小而坚固的同盟。

    几天后，一封信，像一枚从时光深处射来的、温柔的箭，猝不及防地把我钉回了陶乡的空气里。

    那是周三下午，第二节课后，阳光斜斜地穿过窗玻璃，在水泥地上切出明晃晃的方块。

    课间的喧哗如同煮沸的水，在李胜利、高东升、谢晓飞三个身影跌撞着闯进教室时。

    他们手里扬着的不是书本，而是三封薄薄的、边缘已有些卷曲的信，却被他们像挥舞旗帜一样高举着。

    “捷报！“情书’到啦！”

    同学们纷纷围在旁边，李胜利咧着嘴，眼睛亮得灼人，迫不及待地用手指粗鲁地捅开其中一封的封口。

    纸张撕裂的“刺啦”声，在嘈杂中格外刺耳。

    他抽出信纸，凑到眼前，故意清了清嗓子，随即用一种夸张的、抑扬顿挫到近乎滑稽的腔调，大声诵读：

    “亲——爱——的——金霞，”他拖长了每个字，仿佛在品尝某种甜腻的糖，“最近好吗？

    看——不——到——你的日子，非常、非常想念……”

    每一个普通不过的词汇，经过他粗嘎嗓音的渲染和刻意的停顿，都沾染上了令人面红耳赤的暧昧。

    站在前排的王金霞，背影先是僵了一下，随即“腾”地转过身，脸颊瞬间烧得通红，连脖颈都染上了粉色。

    她几步冲过来，劈手就去夺：“李胜利！你混蛋！”

    声音因愤怒和羞耻而尖利，拳头已经捶在了他结实的胳膊上，“砰”一声闷响。

    李胜利“嗷”地一缩，信纸脱手，却仍嬉皮笑脸，仿佛这捶打正是他期待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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