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里一个中午，日头正亮。

    邮差叔叔那辆二八车的铃铛宛如一只欢快的小鸟，在院门口“叮铃”一声鸣叫，紧接着便是他那如洪钟般响亮的喊声：“乔大爷——信！在家不，有你家的信！”

    爷爷早已退休在家，我们正围坐着吃饭，爷爷闻声“啪”地撂下筷子，那嗓门犹如响雷一般，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朝外大声问：“哪来的信？”——

    邮差叔叔仰头冲着窗户，脸上的笑容如春花绽放，轻声说道：“是青城的！”

    那些年，和远在外地的儿女通消息，全靠这翻山越岭的薄薄信纸，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亲人的心紧紧相连。

    我嘴里的饭还没咽利索，便如离弦之箭一般，搁下碗就跑了出去。

    从邮差叔叔手里接过那封贴着邮票、盖着邮戳的信，道了谢，我如获至宝般捏着信封转身就往回跑，指尖迫不及待地去抠那封口的浆糊。

    妈妈和弟弟也赶紧跟了进来。

    刚迈进屋门槛，爷爷探着身子，目光像钩子一样追过来：“是你二叔的？”

    “嗯！应该是的！”我气喘吁吁地点头。

    今年过年，二叔二婶就没回来。

    来信说二婶怀孕了，月份大不易走动。

    “快，念念！”奶奶也顾不上吃饭了，在蓝布围裙上擦了擦手，朝我这边凑过来，眼神里满是期待与急切。

    我小心地展开信纸，清清嗓子，大声读了出来：

    “父母大人敬启：儿于五月一日下午得偿所愿，喜获一女，重六斤，母女平安。

    取名乔泽华，小名花花。儿一家于此间一切顺遂，万望勿念。

    惟愿二老在家乡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信读完了，屋里霎时静了下来，只有灶膛里柴火轻微的“噼啪”声。

    妈妈在炕沿坐下，轻声说：“老二媳妇这是生了。”

    爷爷听着，原本前倾的身子慢慢靠了回去，背抵着炕头的被垛，爷爷“哎——”地长叹一声，那声音又沉又闷。

    他身子往后一仰，重重靠在了被垛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的房梁。

    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丫头片子……要那干啥，咋不给了人？”

    奶奶迅速瞟了爷爷一眼，手下意识地捻着围裙角，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宽慰大伙儿般低声念叨：“先开花，后结果……花花，挺好听的名儿……平安就好，平安就比什么都强。”

    三叔坐在后炕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本书。

    他抬起头，笑嘻嘻地说：“妈，现在计划生育可是国策！”

    二哥二嫂都是双职工，只能要一个！

    “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咱家的宝贝呢。”

    爷爷不吭声了。

    他转过头，目光从天花板上移开，落在窗户纸上透进来的、明亮却有点刺眼的光斑上，好像没听到三叔的话，又好像是听进去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眯起眼睛，又轻轻地“哎”了一声。

    这一声比刚才那声更短，更轻，就像把什么东西轻轻地咽了回去。

    这一声里，有传统香火观被时代轻轻碰了一下的迷茫，有一丝小小的遗憾，但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的释然。

    透过玻璃窗，邮差叔叔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张有些皱巴巴的信纸。

    “乔泽华”。

    “花花”。

    这名字真好听，跟五月的阳光似的，灿烂得很呢！

    窗台上那盆指甲草，开得火红火红的。

    风从窗外吹进来，信纸的一角轻轻飘动，像是一只好奇的、柔软的小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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