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靠着山，地是好地，黑油油的土攥一把能流出油来。

    可也正因为靠山近，能开垦的平地少，家家户户分到的口粮地都不多。

    村里老人总念叨一句古话：“金碗银碗，咱这儿端的是个小碗。”

    所幸，早年村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读书好的贾文。

    如今在首府当上了市长，没忘了乡亲们的苦，给村里打了免费十五口机键井。

    自此，清泉润泽了干涸的土地，收成有了保障。

    如今这小碗里，倒也稳稳地盛满了金灿灿的粮食。

    我出生那会，土地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呢，按人头分，我家分到了三亩好地。

    母亲也有三亩，这样加起来，我们娘俩就有六亩地啦。

    后来弟弟出生，好地都分完咯，只在村西头分到了六分有点贫瘠的坡地。

    这么一算，我们家总共就有六亩六分地。

    母亲常说，这是老天爷算好的，不多不少，刚刚好。

    再多的话，她一个人可就种不过来咯！

    童年的记忆里，似乎从未为吃食发过愁。

    白面总是满仓的，装在大缸里，盖上沉重的木盖。

    大米虽不常吃，但爷爷和爸爸的单位逢年过节总会分一些，足够解馋。

    自家地里种着胡麻和葵花，秋天收了籽，送到油坊榨油，那黄澄澄的油装进坛子，管够吃一年。

    院里的鸡天天下蛋，那是我每日的“寻宝”任务。

    赶上过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家里还大多会宰一只肥羊。

    入了冬，年关将近，母亲辛苦喂了一年的那头大肥猪，总能杀出两三百斤肉！

    一部分腌起来，一部分冻在院角的土窖里，能吃到来年初夏。

    日子，就在这丰盈富足的烟火气里，平稳地流淌着。

    然而，平静的水面下总有暗流。

    许是二叔那场风光的婚礼在母亲心里种下的刺终于发了芽，又或是她觉得自己辛勤耕耘的这片天地，该由自己完全做主了。

    在一个柳絮纷飞的午后，母亲终于向奶奶开了口，提出了“分家”。

    “妈，我和大军（父亲的名字）想着，以后我们单过吧。”

    母亲说这话时，手里正织着毛衣。针脚细密，头却低着，看不清表情。

    奶奶正在揉面，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面粉簌簌落下。

    她没立刻答话，只是抬眼看了看坐在炕头抽烟的爷爷。

    爷爷吧嗒了两口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眼神。

    晚上，爷爷奶奶在屋里合计了半宿。

    第二天，奶奶把母亲叫到跟前，语气平静无波：“既然你们想单过，我们老的也不拦着。”

    家里的情况你也清楚，现钱不多，给你们分一千块。

    粮缸里的粮食，一家一半。

    锅碗瓢盆，你们屋里的，还归你们用。

    一千块。在八十年代初，这不算一笔小数目。

    母亲听着，脸上虽极力克制，但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和眼底一闪而过的亮光，还是泄露了她心底那点“小小得意”。

    她觉得自己争取到了应得的一份，也终于从这个大家庭里，独立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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