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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410章 工场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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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平定的消息传回京城时,赵大河正在自己的书房里,对着一叠厚厚的卷宗发愁。

    卷宗来自江南各地——不是弹劾奏疏,也不是税赋报表,而是一份份关于“工场”的记录。

    苏州的丝织工场,已发展到三十多家。大的用工七八百人,小的也有一两百人。织机日夜不停,织出的丝绸远销海外。

    松江的棉纺织业更是惊人——据松江知府奏报,该府境内已有棉纺织机台三万余张,从业者不下十万。

    景德镇的陶瓷工场,从原来的几家官窑,发展到民窑数百家。烧出的瓷器,远销大食、佛郎机,一船瓷器出海,能换回一船白银。

    还有杭州的造纸坊、湖州的笔庄、徽州的墨厂……

    赵大河越看越兴奋。

    他提起笔,开始草拟一份新的奏折。

    题目只有四个字——《请开商禁》。

    他要请求陛下开放海禁,鼓励工商。

    这道折子若是递上去,必然又会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

    那些保守派的老臣们,肯定会跳出来反对。他们会说——商人是末业,是蛀虫,会让百姓弃农从商,会让天下不稳。

    但赵大河不怕。

    他在奏折中写道:“农为天下之本,不可动摇。然工商亦为富国之要,不可偏废。若朝廷一味重农抑商,则江南之丝、景德之瓷、松江之布,只能囤积于库,白白霉烂。反之,若能开海禁、通商贸,则一船丝绸出海,可换白银万两。朝廷以关税取之,何乐不为?”

    “至于弃农从商之虑,臣以为大可不必。商人虽多,然总不能无人种地。且种地之人若能将余粮售与商人,亦能增收。农商本可相济,何必非要你死我活?”

    写完之后,他把奏折拿给孙有余看。

    孙余从头看到尾,眉头时皱时舒。

    良久,他放下奏折。

    “赵尚书,这道折子若是递上去,你知道会有多少人骂你吗?”

    “知道。”赵大河笑道,“但我更知道,如果陛下准了这道折子,十年之后,大胤的国库会比现在富足一倍。”

    孙有余沉默片刻:“给我一支笔。”

    赵大河递过笔去。

    孙余在奏折末尾添了几行字。

    “臣孙有余附议。江南商税,建武十年尚不足百万两。若能开海禁,臣预计三年之内,商税可增至三百万两。五年之内,可至五百万两。此等厚利,弃之可惜。”

    赵大河看了,哈哈大笑:“孙尚书,你可真是个人精。”

    孙余笑了笑:“不是人精,是算账精。”

    当夜,两人又聊到深夜。

    聊的都是如何应对朝堂上的反对派,如何说服陛下,如何让那些保守的老臣们闭嘴。

    最后,赵大河感慨道:“孙兄,有时候我在想——咱们做的这些事,能流传多久?”

    “什么能流传多久?”

    “就是这些——地丁银、一条鞭法、开海禁……这些新东西,能不能在我们死后,还继续下去?”

    孙余想了想:“那要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写进制度里去。”

    “制度?”

    “对。”孙余说,“人都会死,但制度可以活很久。只要把好的政策固定下来,成为制度,那么即使我们死了,后来的人也只能按制度办事。”

    赵大河若有所思。

    “那怎样才能把政策变成制度?”

    孙余拿起桌上那本《大胤会典》:“它。”

    赵大河恍然大悟。

    “所以,你催苏先生加紧编纂会典,是为了这个?”

    孙余点点头:“对。把该写进去的都写进去,白纸黑字,铁板钉钉。后来的人想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赵大河深深看了他一眼:“孙兄,你想得比我远。”

    孙余摇摇头:“不是想得远,是跌过跟头。我在官场沉浮多年,看过太多人去政息的例子。一个官员在任时,能推行的政策,换个人就推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制度保障。”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主张——好政策一定要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长久。”

    赵大河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孙兄,受教了。”

    孙余连忙扶起他:“不敢当。咱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这些就见外了。”

    两人相视一笑。

    窗外,夜已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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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的眼中,有光。

    两日后,赵大河的奏折递到了李破案头。

    李破从头看到尾,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把奏折放下,问身旁的内侍:“传旨——明日早朝,议这道折子。”

    “遵旨。”

    次日早朝,赵大河出班,当众宣读了自己的奏折。

    果然不出所料,朝堂立刻就炸了。

    “陛下!万万不可!”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礼部侍郎钱谦益,“商者,末业也。若朝廷鼓励工商,则天下百姓皆弃农从商,谁来种地?无人种地,粮食从何而来?”

    赵大河不慌不忙:“钱侍郎,你可知江南一亩桑田,养蚕缫丝,能卖多少银子?”

    钱谦益一愣:“这本官不知。”

    “十五两。”赵大河说,“而一亩稻田,收成再好也不过三两银子。请问钱侍郎——同样的地,农民为什么要种稻,而不种桑?”

    钱谦益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因为朝廷不允许!”赵大河替他回答了,“朝廷规定,良田只能种粮,不得改种桑棉。这规定的本意是保证粮食,结果呢?农民种粮挣不到钱,只能卖地给豪绅。豪绅把地买去之后,表面上还在种粮,实则偷偷改种桑棉。朝廷禁得住吗?”

    他顿了顿,提高声音:“与其禁而不止,不如开禁收税。朝廷放开限制,允许农民自主种植,然后按实际收益征税。这样一来,农民增收,朝廷增税,两全其美!”

    钱谦益被怼得无话可说。

    这时,兵部尚书孙余出班了。

    “臣以为,赵尚书之言有理。然,工商之利虽大,却不可骤然全开。当循序渐进,以免动摇国本。”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先在江南五府试点开放海禁,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五年后根据成效,再决定是否全面推广。

    李破沉吟片刻:“准奏。”

    就这样,大胤的国策,又往前迈了一大步。

    赵大河站在朝堂之上,心潮澎湃。

    他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大胤就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种地的老迈帝国了。

    它开始变了。

    变得更有活力,更富有,更强大。

    而这一切,都是从地丁银开始的。

    退朝后,赵大河走在出宫的路上。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头一看,是孙余。

    “赵尚书,我方才在朝堂上说的那个折中方案,你不会怪我吧?”

    赵大河笑道:“怎么会?我知道你是在帮我——如果不是你提出试点,钱谦益那帮人肯定还要继续纠缠。”

    孙余也笑了:“那你得请我喝酒。”

    “走!今天不醉不归!”

    两人并肩而去。

    远处,夕阳正红。

    像极了他们心中那个越来越清晰的盛世。

    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南,一个叫张阿牛的年轻人,正站在苏州河边,看着远处冒着黑烟的工场烟囱,眼睛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他是佃户的儿子,祖祖辈辈给人种地。

    但如今不同了。

    秦王清查隐田之后,他家分到了十亩薄田,虽然不多,却足以糊口。

    而他的弟弟张阿牛,则进了城里的丝织工场做学徒。每月能挣二两银子,比种一年地挣的还多。

    “哥,你说,这日子会越来越好吗?”弟弟问。

    张阿牛点点头。

    “会。陛下在京城替咱们操心,秦王在江南替咱们做主。这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他望着远处的工场。

    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风中飘散。

    有人说那是污染,是破坏。

    但在他看来,那是希望。

    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带着烟尘味儿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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