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成功现在没时间,也没精力去细致地做姚海生的思想工作。
发展不等人,机遇稍纵即逝。
他相信,只要自己一心为公,实实在在地为桃花县干出成绩,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时间会证明一切。
“海生书记放心,我一定会注意方式方法,把控好风险。具体工作推进中,我会及时向你和县委汇报。”
王成功神色平静,他没有试图去说服姚海生,只是表明了自己做事的态度。
从姚海生办公室出来,王成功轻轻呼出一口气。
与姚海生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他必须面对和处理的现实,但这不能影响他推进工作的决心和步伐。
相反,这更让王成功意识到,必须用更快、更实的成绩,来站稳脚跟,凝聚共识。
于是,王成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
他开始高频次地下乡调研,但他的调研方式与众不同。
不再是前呼后拥、事先安排好的“经典路线”,而是“突然袭击”与“精准点穴”相结合。
王成功经常早上六七点就从宿舍出发,司机和联络员吴晓波陪同,有时只带一两个相关的部门负责人,轻车简从,八点左右就到达某个乡镇。
不打招呼,直接去田间地头,去村头巷尾,去乡镇的早市,跟早起劳作的农民、摆摊的小贩、赶集的村民随意攀谈,听听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了解他们最迫切的困难。
“老乡,去年收成怎么样?粮价还满意吗?”
“大姐,你这菜是自己种的吗?往哪儿卖?路上好走不?”
“大叔,家里孩子多大了?在外面打工还是在家?要是家门口有工厂,一个月两千块,愿意回来吗?”
王成功的问题朴实而直接。
起初,村民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穿着白衬衫的年轻干部还有些戒备,但见他问得仔细,听得认真,没有丝毫官架子,慢慢也就打开了话匣子。
从这些最基层的声音里,王成功能触摸到桃花县最真实的脉搏:对增收的渴望,对就业的期盼,对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不满,对教育、医疗资源的担忧……
走访一两个乡镇,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后,他往往就在乡镇食堂简单吃个工作餐,有时甚至就是一碗面条,然后立刻赶回县政府。
下午的时间,被各种会议、文件审批、听取汇报、协调问题填得满满当当。
他要求所有的汇报必须简洁明了,直指问题核心;所有的协调必须明确责任人和时限;所有的文件流转必须加快速度。
“效率,我要的是效率!”
这句话成了王成功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县政府大院的运转节奏,明显被带动得快了起来。
各部门的领导们发现,向王成功汇报工作,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因为他问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
交给王成功的文件,他批复的速度极快,但若有疏漏,也会被立刻指出。
就在这分秒必争、高强度的工作间隙,王成功心里始终牵挂着远在50公里外的父母。
自己年纪轻轻身居县长要职,虽然是在外地,但难免会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他父母那里。
父母年纪也大了,王成功生怕父母抹不开面子,收下不该收的东西,答应不该答应的请求。
因此,无论多忙,王成功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在晚上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
电话里,除了寻常的问候,叮嘱父母注意身体,他说的最多的就是“纪律”。
“妈,吃饭了吗?身体都还好吧?”
“好着呢,成功,你别惦记,自己注意身体,工作别太累。” 母亲何春娟的声音里满是心疼。
“我没事,妈。爸呢?” 王成功问。
“在呢在呢,” 父亲王腾接过话筒,声音洪亮,“成功啊,好好干你的工作,家里不用你操心!”
寒暄几句后,王成功把话题引向那个他最担心的问题:
“爸,妈,有件事我得再跟你们念叨念叨。我现在在县里当这个县长,盯着的人多。老家那边,难免会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你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送东西,只要是价值超过五百块的,一律不能收!一点都不能沾!记住了吗?”
王腾在电话那头嗓门挺大:“知道知道!你爸我活这么大岁数,这点道理还能不懂?不该拿的我绝不拿!你放心吧,给你丢不了人!”
但王成功知道父亲有时候爱面子,讲义气,怕他架不住别人软磨硬泡,于是又特别叮嘱母亲何春娟:
“妈,您得帮我看着点爸。还有,万一真有人上门,不是送东西,是打着我的旗号,或者拐弯抹角想请你们帮忙说情、办事的,不管什么事,不管是谁,你们就告诉他们,你们不清楚,做不了主,让他们按正规渠道办。”
“或者,你们就记下来,回头马上打电话问我。一切等我了解了情况再说,明白吗?”
何春娟比王腾心细,也更深知儿子身处位置的敏感,连忙答应:
“明白,明白!成功,妈晓得厉害。你爸要是犯糊涂,我肯定说他。有人来找,我们就说啥也不知道,都推到你那儿去。你安心工作,别为家里的事分心。”
听到母亲坚定的保证,王成功心里才稍稍踏实一些。
他明白,身处这个位置,不仅自己要如履薄冰,家人也必须成为最清醒的“守门员”。
每次这样的电话,既是对父母的叮嘱,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警示鞭策。
挂断与父母的电话,王成功又会投入工作。
窗外的天色早已黑透,县政府大楼里很多办公室的灯也陆续熄灭了,但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要亮到深夜。
桌上摊开着招商政策的草案、经开区规划图、各乡镇调研报告……
周末,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难得的休息,但对县长王成功和他的核心团队而言,却是与时间赛跑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