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

    天冷得邪乎。早上起来，院子里的水缸结了一层冰，敲开了才能舀水。

    何雨柱把车从车库开出来，车斗里装着白面、大米、一麻袋煤球，还有两床新棉被。

    刘艺菲抱着阿满出来，看见那车斗，没说话。车启动，拐出胡同。

    阿满趴在车窗上，嘴里哈着白气，在玻璃上画圈。

    刘艺菲把她抱回来，裹了裹她的小棉袄。

    何雨柱看了她们一眼，没说话。

    车往南走，过了几条街，拐进一条窄胡同。

    帽儿胡同，窄得两辆车错不开。何雨柱把车停在胡同口，熄了火。

    他回头看了看刘艺菲。

    刘艺菲点点头：“去吧。”

    何雨柱下车，从车斗里拎起麻袋和棉被，往胡同里走。

    帽儿胡同23号，一个小杂院。

    院门虚掩着，何雨柱推门进去。

    院子不大，住了三四户人家。

    公共水管子冻住了，地上结了冰。

    一个中年妇女正从屋里出来，看见他，警惕地问：“你找谁？”

    “黄校长住这儿？”

    那妇女往最里面那间努努嘴：“那屋。”

    何雨柱走过去，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啊？”

    何雨柱说：“送东西的。”

    门开了。

    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头发全白，脸上皱纹很深，穿着一件旧棉袄，棉袄袖口磨得发白。

    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有些浑浊，但仔细看，里头还有一点光。

    慈眉善目的样子，和十几年前一模一样。

    她看着何雨柱，又看看他手里的麻袋，眼里带着警惕。

    “你是谁？”

    何雨柱说：“晚辈。进来坐坐行吗？”

    老太太让开身，让他进去。

    屋里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炉子。

    炉子里的火快灭了，屋里冷飕飕的。

    何雨柱把麻袋和棉被放在地上，站直了身子。

    老太太看着他，没说话。

    何雨柱也在看她。

    这张脸老了，但那双眼睛，那副圆框眼镜，他还认得。

    “您不记得我了？”何雨柱说。

    老太太微微眯起眼，仔细端详他。

    看了好一会儿，她摇摇头：“面善，想不起来。”

    何雨柱说：“崇慈小学。”

    老太太愣了一下。

    何雨柱说：“二十多年前，有个孩子，早上往您脸上扔小石子，把您砸醒，塞给您一张纸条。”

    老太太的眼睛慢慢睁大了。

    她往前走了半步，盯着何雨柱的脸，嘴唇开始哆嗦。

    “你……你是清风？”

    何雨柱点点头。

    老太太整个人晃了一下，伸手扶住桌沿。

    “清风……”她喃喃地重复，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清风，是你？”

    何雨柱点点头。

    老太太盯着他，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笑了，笑里带着泪。

    “长这么大了。”她伸手，想摸他的脸，又缩回去了，“长这么大了……”

    何雨柱站在那儿，任她看。

    老太太转过身，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

    布包旧得发黄，边角都磨毛了。

    她打开布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纸。

    纸已经发脆了，折叠的地方都裂了口子。

    上面有几个字，歪歪扭扭的，是何雨柱故意写的孩子的笔迹：

    “妙峰山，后天，天亮前。清风”

    何雨柱看着那张纸，愣住了。

    “你没烧？”

    老太太摇摇头。

    “没烧。”她的声音很轻，“我知道应该烧，可我下不了手。那是我跟清风的联系。烧了，就什么都没了。”

    她看着那张纸，手指轻轻摸着那几个字。

    “二十年了，我搬了三次家，什么都扔了，就这张纸，一直留着。”

    何雨柱站在那儿，看着她。

    屋里安静极了，只听见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呜咽声。

    老太太抬起头，看着他。

    “清风这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吧？”她忽然问。

    何雨柱点点头。

    老太太笑了：“那时候我问你，为什么叫清风。你说，清风看不见，但哪儿都能到。”

    何雨柱没说话。

    老太太说：“你这孩子，从小就会说话。”

    何雨柱在屋里坐了一会儿。

    炉子里的火加了煤，慢慢旺起来。

    老太太坐在床沿上，看着他。

    “这些年，你怎么过的？”她问。

    何雨柱说：“还行。”

    老太太点点头，没再问。

    过了一会儿，何雨柱问：“您呢？解放后怎么没教书了？”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说：“说来话长。”

    何雨柱看着她。

    老太太说：“解放后，组织上安排我去教育局。我说不去，就想教书。后来就一直在小学，五几年调去郊区，六几年退的休。”

    何雨柱说：“那您怎么一个人住这儿？”

    老太太笑了笑，笑得很淡：“老伴早没了。儿子在东北建设兵团，几年没回来了。一个人也挺好。”

    何雨柱没说话。

    老太太看着他，忽然问：“农夫他……还好吗？”

    何雨柱沉默了一下，说：“六二年走的。”（这里解释一下，代号是代号，那个时候并未解封。）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哭。

    “他是个好人。”她说，“没有他，我这个交通站撑不了那么久。”

    何雨柱点点头。

    老太太说：“四九年，你来找过我。你说你要走了，让我保重。那时候我问你，农夫还好吗。你说好。”

    何雨柱说：“是。”

    老太太说：“后来我再没见过你。也没见过他。”

    何雨柱低下头。

    老太太笑了笑，说：“我不后悔。再来一回，我还是会去妙峰山。”

    何雨柱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没什么暖意。

    他走到胡同口，刘艺菲抱着阿满还在车上等着。

    阿满已经睡着了，小脑袋靠在她怀里。

    何雨柱上车，启动，往回开。

    开了一会儿，刘艺菲问：“送到了？”

    何雨柱点点头。

    刘艺菲看了看他的侧脸，没再问。

    当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

    何雨柱坐在书房里，铺开一张纸，提起笔，只写了一行字：

    “崇慈小学黄校长，当年我的交通员。她现在在帽儿胡同23号。”

    落款：清风。

    他把纸折好，装进信封，封了口。

    第二天一早，他骑车出门，把信送到了一个地方——一个他二十年只去过三次的地方。

    没有通过任何人。

    一个月后。

    钱佩兰来串门，坐在堂屋里跟母亲说话。

    何雨柱在旁边坐着，听她们聊。

    钱佩兰说：“前两天碰见黄校长了。”

    何雨柱听着。

    钱佩兰说：“她搬家了。楼房，有暖气，在鼓楼那边。街道上的人帮她搬的，还说以后每月有补助，过年有肉。”

    母亲手上的针线没停。

    钱佩兰说：“她还说，这辈子没什么牵挂，就一件事放下了。”

    何雨柱问：“什么事？”

    钱佩兰看看他，说：“她说，当年有个孩子，叫清风。现在知道清风过得好，她就放心了。”

    何雨柱没说话。

    阿满跑过来，抱着他的腿，仰脸叫“爸爸”。

    他弯腰把她抱起来。

    阿满靠在他怀里，热乎乎的。

    母亲在旁边，忽然说：“清风这名字，起得好。”

    何雨柱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没抬头，继续做针线。

    太阳照进来，地上亮堂堂的。

    又过了些日子，何雨柱收到一封信，没有落款。

    信里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笔迹他认得：

    “清风同志：红嫂已安置。勿念。”

    他把信折好，收进抽屉里。

    阿满跑过来，拉着他的手往外走。

    她的小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爸爸，看！”

    院子里，核桃和粟粟正在堆雪人。

    阿满跑过去，抓起一把雪，往核桃身上扬。

    核桃大叫着躲开，粟粟站在旁边笑。

    何雨柱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刘艺菲从厨房出来，站在他旁边。

    “谁的信？”

    何雨柱说：“没谁。”

    刘艺菲看了他一眼，没再问，早就习惯了。

    雪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

    落在院子里，落在孩子们身上，落在何雨柱和刘艺菲的肩头。

    阿满跑过来，拉着他们：“爸爸，妈妈，来堆雪人！”

    刘艺菲笑着跟她去了。

    何雨柱站了一会儿，也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