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有一句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其实每个人的梦想都不可能相同，例如1993年1月4号这天早晨起来，谭笑七和王英的梦想就截然不同。

    谭笑七是一个非常讨厌没完没了的人，当然了这不包括赚钱。类似一件官司要打很多次这种事他就很反感，他又不是辛普森，一件杀人官司审起来要拖延很久，当然了辛普森这事明摆就是他本人干的，生生被李贝利和德肖维茨之流搞出一个无罪释放。

    这个早晨在以前是甄英俊的现在是自己的大院醒来时，谭笑七决定在不承诺给父母一分钱的前提下，这桩官司今天必须结束。

    海市看守所的王英的醒来后，惬意地想着今天又是泡药浴的日子。还有受前些日子在上一个关押地突然被断食多日（他的感知）的影响，他格外珍惜送进来的每顿饭，吃的时候细嚼慢咽，充分吸收食物里的每一分营养，那架势就是打着这事最后一顿的谱。经过一年的猴岛和回来后被关押的生活。

    对于生死，王英已经看开了，他觉得既然给他吃的，还帮他泡药浴，就说明谭笑七那小贼不想他死。其中原因只能有两个，第一是谭笑七贪婪中兴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虽然有外债，但是固定资产算起来也有个几千万呢，要说没有不吃腥的猫，王英是不信的。其二应该就是自己的闺女王小虎，王英已经不在意女儿是否已经被谭笑七霸占，自己能活着比这个重要得多。如果不是这样，自己不可能享受每天比起看守所食堂的伙食标准要高的餐饮。

    最享受的还是药浴。

    艾草和苦参的味道钻进屋子里每一条墙缝，连挂在门后的棉袄都染上了那股子药汤子味。王英起初嫌这味儿呛得慌，后来竟闻习惯了，甚至觉得安心，就像苦日子总算有个盼头的那种踏实。只是天冷，一大缸滚热的药水过不了一刻钟就变冷，所以他得抓紧这难得的时光。

    十几次了，他数着呢。

    每次他把身子沉进那个掉漆的大浴盆里，水烫得皮肤发红，他就咬着嘴唇忍着。汗从额角淌下来，分不清是热的还是疼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痂泡软了，用毛巾轻轻蘸着洗，一片一片地，像在洗一件旧衣服上洗不掉的污渍。

    今儿早晨不一样，他醒来的时候，被窝里凉飕飕的。伸手一摸，指尖碰到一些硬硬的小碎片，硌在褥子上。王英撑起身子掀开被子，借着窗户透进来的灰白的光，看见那些东西，是痂。最后几片，夜里自己脱落了，像熬过冬天的树皮终于剥离了树干。

    王英愣了一会儿，然后把里衣撩起来，胳膊上，背上，那些他挠了无数遍、抹了无数盒药膏的地方，如今露出新的皮肤。又红，又嫩，像刚剥了壳的鸡蛋，像小孩的掌心。她试着用手指摁了摁，软软的，热的，不疼。他又轻轻挠了一下，不痒。

    真的不痒了。

    他忽然不知道该把手放哪儿。出猴岛后这么多日子，他的手好像总在挠着什么，睡觉挠，吃饭挠，没事的时候也得抽空隔着衣服蹭两下。现在不痒了，手反而空落落的。

    窗外的天还是灰的，王英坐在床沿上，攥着那几片干硬的痂，攥了一会儿，又松开，用纸包起来，扔进那个巨大的垃圾桶，穿上秋衣，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囚衣，他走到铁门前，那里有一块磨得发亮的方块，可以勉强当个镜子用。

    他知道今天肯定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早晨，从高高的小窗透进来的阳光落在地上还是凉的，她身上那些旧的、痒的、熬人的东西，终于留在了昨天的夜里，新的皮肉正在长。

    早饭送来了，是稀饭，馒头，辣咸菜丝，王英根本不挑，什么荤素啦，辣不辣啦，合口不合口啦，他就像一个最合格的吃货，给什么就踏踏实实地吃什么。先咬一口馒头，嗯，有点甜味，他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蒸馒头都是用老面肥给面粉发酵，吃起来有一种老面肥特有的酸味，后来他给女儿蒸馒头时，小姑娘说不习惯这股子酸，王英就在揉面的时候掺一点北京特有的绵白糖，这东西是定量供应，舍不得放太多。

    海市早已取消了定量供应，只要多花钱。王英曾经试过自己蒸馒头，泡发酵粉时顺便放一些白糖进去，对于面粉的醒发有促进作用。

    嗯，他可以确定咬的这口馒头，发酵时就是用的他那个法子。

    粥是二米粥，就是大米和小米一起煮的粥，而且放了食用碱，所以粥非常黏糊好吃。王英知道所有供应早餐的食堂煮的粥都会放食用碱。

    这事如果让好学生谭笑七来解释就很简单，虽然谭笑七学的是文科。食用碱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钠，这个东西可以促进淀粉的糊化，改变淀粉和水的结合方式，并且改变的水的酸碱环境。

    最后谭笑七会告诫，如果仅仅是为了口味不建议长期这样做，因为食用碱会严重破坏米里的B族维生素，像B1B2，对人体非常重要。

    只是如果让王英长期喝放了食用碱的米粥，谭笑七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这不可能，王英也活不了很久！

    辣咸菜丝是22号大楼食堂在谭笑七的指导下自制的，原料是北方的芥菜疙瘩，手工切丝，杀水去辣，然后泼加白糖，蒜末，白醋，味精，最后泼炸好的辣椒油，那叫一个香。既然王英在看守所的伙食由22号大楼食堂提供，给他吃一些辣咸菜丝也算是谭笑七大发慈悲了。

    后来谭笑七喝王小虎在一起时，甚至觉得自己是慈悲的，毕竟没把王英扔在第二猴岛上不闻不问，还是把他接回来过了若干天的好日子。

    按照惯例，每逢泡药浴的日子，都是田小洁吭哧吭哧地把大浴缸拖进王英的号子，再将煮好的药液和热水倒进浴缸里，然后田小洁迅速撤离。倒不是王英臭，泡了多次药浴，王英就算以前再臭，现在也只是个浑身散发着中药气味的苦人。

    身为男人，田小洁讨厌看到男人的身体。

    这不是那种羞耻感的讨厌，是生理上的，从胃里往外翻的那种。他在看守所干了七年，见了太多。

    男人的身体在他这儿早就不神秘了。推开门，二十平米的号子里挤着十几个，夏天光着膀子，冬天穿着灰扑扑的秋衣，蹲着、躺着、靠着墙发呆。汗味、烟味、脚臭味混在一起，像一锅熬馊了的汤。他得忍着，忍着从胃底往上拱的那股子劲儿。

    那些身体几乎没一个看着正常的。

    有的太瘦，肋骨一根根支楞着，像搓衣板，皮肤贴着骨头，青黄色的，透着一种熬了太久夜或者喝了太多酒之后的虚。有的太胖，肚子耷拉下来，盖住裤腰带，上面还有纹身——一条歪歪扭扭的龙，或者一个“忍”字，字已经随着皮肤松弛变形了，龙也胖成了四脚蛇。还有那些疤，刀砍的、烟头烫的、自己挠烂了结痂又挠烂的，在暗黄的皮肤上爬着，像蚯蚓。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眼睛。不是身体的部位，是透过身体散发出来的东西。那些人蹲在那儿，眼睛看着地面，或者看着墙，偶尔抬起来看他一眼，眼睛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但那空里头，又好像塞满了东西，欠的债、撒的谎、打老婆的手、偷东西的指头、喝醉了砸人的酒瓶子。那些东西无形无影，但田小洁能闻见。

    就是那种味儿。

    不是汗臭，不是脚臭，是另一种味儿。从皮肤里往外渗，从呼吸里往外带，混在空气里，黏在他的鼻腔黏膜上。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但每次一进号子，那股味儿就扑过来，像一只手，直接伸进他嗓子眼里，往他胃里掏。

    他的胃会习惯性地痉挛。说人话叫呕吐。

    不是真要吐，是那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劲儿，胃拧成一团，往上顶，顶到嗓子眼儿，然后又落下去。十几年了，这毛病就没好过。他试过进号子前不吃饭，胃里空空的，那劲儿来了就是干呕，更难受。后来他学会了忍着，忍着那股拧巴，忍着那股味儿，绷着脸，把事儿办完，然后快步走出来，到院子里，站在太阳底下，大口喘气。

    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小年轻问他：“田哥，你胃不好啊？”

    他没吭声，他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说他看见那些身体就想吐？说那些身体上挂着罪，像猪肉挂着膘？说他自己也是男人，可男人的身体在他这儿早就不是身体了，是案子，是卷宗，是一个个写满了字又擦不干净的罪名？

    他说不出口，那天傍晚下班，他去澡堂子洗澡。热水冲着，他闭着眼，脑子里还是那些身体。瘦的、胖的、带疤的、纹身的，晃来晃去。他睁开眼，低头看了看自己——肚子有点起来了，皮肤还算干净，没疤没纹身。他用手搓着胳膊，搓得发红，好像想把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搓掉。

    可他知道，有些味儿，是搓不掉的。第二天早晨，他还得去上班，还得推开那扇门，还得闻那股味儿。胃还得拧巴，日子还得继续。

    就像王英，皮肤新长出来了，不痒了，可那些年挠破的印子，真就能彻底忘了吗？

    4号上午，一辆半旧的皇冠轿车停在谭笑七新得的三进大院门前。车门打开，张斌律师紧了紧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拎着沉甸甸的公文包，踏上了青石台阶。

    张斌穿过垂花门，绕过影壁，来到正厅。谭笑七正坐在八仙桌旁，手边是一盏冒着热气的高碎。见张斌进来，他微微欠身，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张律师，辛苦你大早上跑一趟。下午那个案子，还得你多费心，今天下午一审必须结案。”谭笑七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场。

    张斌将公文包放在旁边的花梨木椅上，微笑道：“谭放心，下午的庭咱们准备得很充分。不过，我来得早，是想先跟您对一遍下午的开庭策略。”他顿了顿，目光在厅内的古玩字画上扫过，“说起来，最近半年帮你的智恒通北京公司打的几场官司，倒是让我在北京城里长了点名气。没有这些案子的磨练，下午的事儿我还真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

    谭笑七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眼中露出一丝兴趣：“哦？那三起案子我也听说了，传得挺邪乎。正好还有时间，你跟我详细说说，是怎么个来龙去脉。”

    张斌点点头，将公文包放在膝上，却没有打开，而是目光悠远，仿佛穿透了时光，回到了那几个充满硝烟味的法庭之上。

    第一案：前主管吃里扒外案

    “第一个案子，说起来是去年夏天的事儿了。”张斌缓缓开口，“咱们智恒通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北京分公司有位姓牟的业务主管，叫牟继光，公邬总对他很信任，许多海外客户的联络渠道和价格底牌，他都知道。”

    谭笑七插了一句：“这个人我见过，看着挺本分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张斌摇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就发现对东南亚的一批电子元件出口业务量莫名其妙地下滑。起初以为是市场行情不好，后来偶然的机会，老板在广交会上遇到一位马来西亚的老客户，对方无意中透露，说你们公司的报价怎么比另一家北京的公司高出一大截？邬总留了心，回来一查，发现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正是牟继光的小舅子。”

    “哦？自己开公司跟咱们抢食？”谭笑七笑了，“胆子不小。”

    “不止如此。”张斌神色认真起来，“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的客户名单、进货渠道、甚至包括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范本和底价，全部复制了一份，交给他小舅子运作的公司。那家新公司，其实就是个皮包公司，专门截流智恒通的客户。更恶劣的是，牟继光还在公司内部散布谣言，说公司资金链断裂，快要倒闭了，搞得底下人心惶惶。要不是老板当机立断开除了他，还不知道会闹到什么地步。”

    “证据确凿？”

    “难就难在这里。”张斌道，“牟继光非常狡猾，他电脑里的文件全部加密，日常经手的纸质文件也都锁在自己柜子里。我们起诉他，理由是侵犯商业秘密和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但他聘请的律师当庭辩称，那些客户名单是行业内公开信息，构不成商业秘密；所谓他小舅子的公司，是独立经营，与他个人无关；至于竞业禁止，他说离职后公司没有支付补偿金，协议无效。”

    谭笑七眉头微皱：“听起来是个硬骨头。”

    “骨头硬，就得更锋利的刀。”张斌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我在接手案件后，做了几手准备。第一，我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去工商局调取了牟继光小舅子公司的注册资料和银行流水。发现这家公司在成立之初，注册资金五万块，其中三万是牟继光妻子存入的现金。第二，我申请了证据保全。在起诉的同时，法院查封了牟继光家里的账本，找到了大量属于智恒通的机密文件，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都在他离职前一周。第三，我找到了那位马来西亚客商。说服他出具了一份证人证言，详细描述了他是如何收到‘智恒通分公司’的报价单，以及那份报价单的格式、措辞，与智恒通原来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改了公司名和银行账号。”

    “开庭那天，在崇文区法院。”张斌回忆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当年的紧张与激昂，“法庭不大，但坐满了人。对方的律师口才很好，一开始抓住竞业禁止补偿金的问题猛烈攻击。我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先承认了对方关于补偿金的观点，表示这一项我们不再追究。对方律师一愣，气势顿时泄了一半。接着，我拿出了工商银行流水，问牟继光：‘请问被告，你妻子的三万块钱，为什么要打入一个与你毫无关联的新公司账户？你能否解释，这家公司成立后，所有的业务合同，为何都与你原来经手的客户高度重合？’”

    “牟继光的脸当时就白了。”张斌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场景，“他辩解说那是他妻子的个人投资，与他无关。我立刻又拿出第二份证据，数据恢复报告和文件打印件。我问他：‘这些在你家里的机密文件，文件名为《马来西亚客户合同范本(最终版)》，修改时间是1992年4月17日晚上9点，而你是4月18日正式办理的离职手续。请你解释，这些公司财产，为何会出现在你离职前夜的家里？而且，这份范本与你小舅子公司后来发给客户的合同，除了抬头，内容一字不差！’”

    “牟继光彻底哑口无言。他的律师也只能反复强调程序正义，质疑数据恢复的合法性。但我们提前申请了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庭作证，证明了整个过程的合规性。最后，法庭休庭合议。复庭后，审判长当庭宣判：认定牟继光侵犯商业秘密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同时，民事部分判令他及其小舅子的公司连带赔偿智恒通经济损失二十三万元，并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谭笑七听得入神，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好，釜底抽薪。这人现在呢？”

    “出来后在北京待不下去了，听说带着老婆孩子回了湖南老家。”张斌淡淡道，“但智恒通的名声在行业里立住了，杀鸡儆猴，后来员工都规矩了很多。”

    第二案：劳资纠纷案

    “第一个案子是立威，第二个案子，则是安内。”张斌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牟继光的案子判下来没多久，公司里又起了一桩风波。起因是公司业务调整，准备裁撤一个后勤部门。按照当时的规定，国企和集体企业有各种条条框框，但智恒通注册的是外资企业，情况复杂一些。被裁撤的部门里有五个员工，公司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给了N+1的补偿。其中四个人都签字拿钱走人了，唯独剩下一个叫马宝柱的，是部门里的员工，年纪四十出头，上有老下有小，死活不肯签字。”

    “他不签，理由呢？”谭笑七问。

    “他提了两个条件。”张斌伸出两根手指，“第一，要求公司给他安排一个同等薪资待遇的新岗位，他不想走。但公司当时确实没有合适的空缺。第二，他要求公司除了N+1的补偿外，再额外支付他一年的精神损失费和未来的失业保障金，总计五万块。这个要求，公司认为毫无依据，断然拒绝。”

    “这不就是讹诈吗？”

    “性质上可以这么说。但马宝柱也有他的‘武器’。”张斌道，“他声称，公司引进他时，是作为技术人才引进的，当初人事经理口头承诺过，只要公司不倒闭，就不会辞退他。他咬住这个‘口头承诺’，说公司背信弃义。同时，他开始联合其他已经离职的员工，搜集公司的一些小辫子，比如偶尔的加班没有加班费，比如去年夏天的防暑降温费发的是饮料而不是现金，等等。他放出风来，要去劳动局告，要去信访办，要把事情闹大。”

    “这种事最麻烦。”谭笑七深有感触，“有理说不清，还耽误工夫。”

    “对。邬总一开始想息事宁人，派了两拨人去谈，甚至提出可以把补偿金提高到N+2。但马宝柱认准了死理，觉得公司理亏，怕他闹，所以狮子大开口，咬死了五万块不松口，少一分都不行。拖了一个多月，业务部门天天催着要人，公司上下都烦不胜烦。邬总火了，说既然谈不拢，那就法庭上见，让他告去，我们应诉。”

    “于是，马宝柱真的把公司告了。”张斌回忆道，“他请不起律师，自己写了诉状，跑到崇文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他的诉状写得乱，但核心诉求就两点：一是要求撤销辞退决定，恢复劳动关系；二是要求公司补发加班费、防暑降温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加起来也有小两万。”

    “接到仲裁通知后，公司委托我全权处理。”张斌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文件夹，似乎是对应案子的卷宗，“我首先做的，不是准备辩论词，而是去公司做了一次彻底的内部调查。我让财务找出了所有的工资发放记录、考勤表、加班审批单、以及每一笔防暑降温费的发放签收表。同时，我找当初负责招聘的人事经理谈话，问清楚那个所谓的‘口头承诺’，是在什么场合、什么语境下说的。”

    “调查的结果让我心里有了底。”张斌合上文件夹，“第一，马宝柱所说的加班，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公司正式的加班审批程序，是他自己下班后留在办公室，或者周末来公司，但并未从事领导交办的紧急任务，属于‘自愿加班’。按照当时的劳动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有效加班。第二，防暑降温费，公司去年确实是发了一箱饮料，但饮料的采购价格，折算下来比规定的现金标准只低了不到两块钱，并且有工会的签字认可。第三，关于那个‘口头承诺’，当初的人事经理确实说过类似‘公司希望长期聘用你’的话，但那是在招聘面试时，作为一种善意的期许，并非正式的、附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条款。”

    “仲裁那天，气氛比法院轻松一点，但也更有人情味。马宝柱一个人坐在申请人席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乱糟糟的，眼神里既有委屈，也有不甘。他的妻子坐在旁听席上，一直抹眼泪。”

    “轮到双方陈述和质证。”张斌的声音放缓了，“我逐一出示证据。当我把厚厚的考勤表和加班审批单摆在仲裁员面前，指出哪些是审批过的，哪些是没有审批的时，马宝柱的脸涨得通红，他站起来大声说：‘我加班是为了完成工作！领导嘴上说辛苦了，难道不就是同意了吗？’仲裁员敲了敲槌子，让他遵守纪律。接着，关于防暑降温费，我出示了签收表，上面有他本人的签名。他愣了愣，喃喃说：‘我……我当时没多想，就签了……’”

    “最后，说到那个口头承诺。我问他：‘马师傅，请问您和公司签订过书面合同，里面有这条承诺吗？’他说没有。我又问：‘那您能否拿出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公司承诺过永不裁员？’他说不出话来。我接着说：‘我理解您对工作的珍惜，也理解您对未来的担忧。但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是根据市场变化做出的合理调整。公司愿意支付高于法定标准的补偿金，是基于对老员工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因为理亏。您提出的五万块额外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仲裁进入了调解阶段。仲裁员把我和马宝柱叫到旁边的小房间里。马宝柱低着头，不说话。他妻子在旁边哭着说：‘我们家真的难啊，孩子马上要考高中，他妈身体又不好，他这一失业，天都塌了……’那一刻，我沉默了。我不是冷血的人，但我也必须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我走出小房间，给邬总打了个电话，把情况如实说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叹口气说：‘张律师，法理上我们赢了，但人情上……算了，就按N+3给他吧，多出来的一个月，算公司感谢他曾经的付出。让他签字走人，大家好聚好散。’”

    “最终，在仲裁员的见证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一次性支付马宝柱N+3的补偿金，马宝柱放弃其他所有诉求，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他接过调解书的时候，手在抖，对着我鞠了一躬，低声说了句‘谢谢’。那一刻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案子是赢了，或者说，是体面地解决了。但我知道，对他个人而言，人生的一个阶段结束了。”

    谭笑七听完，轻轻叹了口气：“张律师，你做得对。赢了官司，也留了人情。这比单纯的胜诉更难。”

    第三案：公司司机撞人致死案

    张斌将思绪从那个狭小的仲裁室拉回，目光重新聚焦于眼前精致的茶盏，语气变得凝重起来。

    “第三个案子，是最棘手，也是最惨烈的。去年秋天，公司车队有个司机，叫崔大勇，三十出头，退伍兵出身，开车技术很好，平时本本分分，从不惹事。那天下午，他开着公司一辆客货两用车，去丰台区的火车站提货。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骑着自行车突然从小胡同里窜出来，横穿马路。崔大勇避让不及，一头撞了上去。”

    谭笑七眉头紧锁：“人没了？”

    “当场就不行了。”张斌声音低沉，“崔大勇吓得魂飞魄散，瘫在驾驶座上，还是路过的人报的警。交警赶到，勘察现场，测量刹车距离，询问目击者。最后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死者骑自行车横穿机动车道，未遵守交通规则，负主要责任；崔大勇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车速，负次要责任。”

    “按说，次要责任，又是公司车辆，有保险，事情处理起来有章可循。”张斌话锋一转，“但麻烦在于，死者家属不干了。死者是丰台本地人，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他们集结了十几号人，先是跑到交警队去闹，说交警收了公司的钱，责任认定不公。接着，他们打听到崔大勇是给智恒通开车的，就直接堵了公司大门，拉横幅，烧纸钱，哭天抢地，要求公司交出崔大勇，赔偿三十万，一分不能少。”

    “公司正常经营完全被打乱了。员工上下班都得从后门走，客户来了看见这场面，扭头就走。派出所来了好几趟，只能维持秩序，劝他们走法律途径，但家属就是不听，非要‘私了’，非要公司给个说法。”

    “崔大勇本人也崩溃了。”张斌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门，精神恍惚，总觉得死者那双眼睛在看着他。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找到公司，跪在邬总面前，求公司救救她男人。整个公司，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这个时候，家属委托了律师，一纸诉状将公司和崔大勇告上了丰台区法院。诉求很简单：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人民币二十八万元。他们认为，崔大勇是职务行为，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且，即便死者负主要责任，但人命关天，公司应该承担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责任。”

    “开庭那天，丰台区法院的审判庭里挤满了人。死者家属一方来了十几个，个个怒目而视。崔大勇被法警带进来时，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神空洞。公司这边，只有我和一位行政经理坐在代理人席上。”

    “庭审的辩论异常激烈。对方律师痛斥司机无视人命，要求巨额赔偿。我则死死抓住‘责任认定书’这个核心证据。我指出，交警部门作为法定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其结论具有法律效力。根据该认定书，死者负主要责任。因此，我方只能按照次要责任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同时，我向法庭提交了公司的车辆保险单，指出大部分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额内支付。”

    “对方律师冷笑，说责任认定书是行政确认，法院审理时可以不予采信。他说，死者是家庭支柱，她这一死，老母亲无人赡养，家庭破碎，这种精神痛苦，岂是一纸认定书能衡量的？他要求法庭重新划分责任比例，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判令公司承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责任。”

    “法庭内的气氛几乎要凝固了。旁听席上，死者家属开始低声抽泣，有人忍不住骂出声来。审判长敲了好几次槌子，才维持住秩序。”

    “我站起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和冷静。”张斌回忆道，“我说，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各位旁听人员，我完全理解死者家属的悲痛心情。失去亲人的痛苦，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我方对死者的不幸，同样深表哀悼和同情。但是，法律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更是为了定分止争，为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平衡点。责任认定书，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基于现场勘查、证人证言、技术鉴定等一系列证据，做出的专业判断。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它的情况下，它应当成为本案划分责任的基本依据。如果我方因为对方的悲痛，就轻易放弃这个依据，去接受一个没有法律支撑的高额索赔，那么，法律的权威何在？公平的底线又在哪里？”

    “我接着说，当然，人道主义是法律之外的温度。我方愿意在法定赔偿数额之外，基于人道主义，给予死者家属一笔适当的经济抚慰，以表达我们对逝者的哀思和对生者的慰问。但这与法律责任的划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辩论结束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等待判决的那段日子，是最煎熬的。公司上下都悬着一颗心。崔大勇更是夜不能寐，他悄悄跟我说，张律师，如果判我赔很多钱，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只能去死了。”

    “半个月后，判决下来了。法庭完全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判决书写道：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本院予以采信。据此，认定死者负主要责任，崔大勇负次要责任。鉴于崔大勇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赔偿责任由雇主智恒通公司承担。判决被告方承担总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共计人民币八万四千元，扣除保险公司应赔付部分，公司实际需支付三万余元。同时，法庭支持了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但数额远低于其诉求，包含在上述款项中。”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崔大勇听到消息，当场就哭了。死者家属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维持了原判。”

    “案子虽然结了，但影响还在继续。”张斌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慨，“公司主动将那三万余元赔偿款，又加上公司员工自发募捐的一万多块钱，一起送到了死者家里。虽然家属开始不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终究慢慢平息了。崔大勇后来离开了公司，回老家开了个小卖部，他说，是那场官司，保住了他的命，保住了他的家。”

    正厅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窗外，冬日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谭笑七端起早已凉透的茶，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将茶盏放回桌上。

    “张律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谭笑七目光炯炯地看着张斌，“这三个案子，有情，有理，有法，有谋，有勇。怪不得你张斌的大名，如今在京城律师圈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张斌谦逊地摆了摆手：“谭总过奖了，不过是尽心尽力，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罢了。说起来，这三个案子虽然胜了，但每一次，都让我对法律、对人性的认识，更深了一层。”

    他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将公文包拿在手中：“时间差不多了，谭先生。咱们该准备准备，下午去崇文区法院，应对您母亲那起赡养费纠纷的官司了。有了这些案子的磨练，我心里更有底了。”

    谭笑七也站起身，整了整衣襟，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望着院中那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缓缓说道：“是啊，情与法，理与义，有时候就在一线之间。下午这场，就看张律师如何运筹帷幄了。”

    两人并肩走出正厅，穿过游廊，向着院外走去。身后，那座三进的大院静静伫立，仿佛见证了又一段即将拉开帷幕的法律与人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