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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一月十五日。

    艾拉到欧洲已经两周了。

    安德烈在罗马的办公室位于最繁华的地段，西班牙广场旁边，一栋十九世纪的老建筑。外墙是米黄色的，窗框刷成白色，阳台上种着花，冬天开得少，但有几盆绿的。翻新过，里面是现代化的装修，玻璃隔断，不锈钢扶手，感应灯。落地窗外能看见西班牙广场，游客密密麻麻的，像蚂蚁爬来爬去。

    她坐在那张真皮椅子上。

    椅子是安德烈的，皮面有点旧，但坐着很舒服。面前堆着半米高的文件，一摞一摞的，有红色封皮的，有蓝色封皮的，有白色封皮的。

    过去一年，欧洲所有投资项目的分析报告。

    安德烈签过字的文件上，他的签名龙飞凤舞，像医生开的处方，根本认不出是什么字。艾拉翻了翻，大部分他可能根本没看，页脚有折痕，翻都没翻开的痕迹。

    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西装笔挺，衬衫白得发亮，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暗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发胶喷得刚刚好，一根都不乱。

    他是安德烈的首席财务官，叫马可·费拉里，在斯特林家族干了十五年。

    “艾拉小姐，”他说，殷语带意大利口音，但不重，“这些报告都是按月提交的，每一份都经过我们团队审核。安德烈先生一般只看总结页，就是每份报告最前面的那两页......”

    “我知道。”艾拉头也不抬，继续翻，“他什么都不看。”

    费拉里愣了一下，没说话。

    艾拉翻开第三份报告。是关于一个卢森堡基金的季度分析。基金规模十二亿欧元，投资方向是欧洲新能源。报告密密麻麻写了很多，数据、图表、趋势分析。最后有一行小字，在页码旁边，用红笔标注的：

    “基金管理人涉嫌关联交易，建议进一步调查。”

    她抬起头。

    “这个基金，后来查了吗？”

    费拉里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变。

    “这个……”他顿了一下，“当时安德烈先生说不用查。基金管理人是他在轮敦认识的朋友。”

    艾拉看着他，没说话。

    费拉里的额头开始冒汗。他伸手摸了摸口袋，想掏手帕，又觉得不合适，手停在那儿。

    “那个朋友，”艾拉说，“叫什么？”

    “呃……布莱尔·温斯洛普。殷国上议院议员的儿子。他跟安德烈先生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打高尔夫。”

    艾拉低下头，继续翻文件。

    “费拉里先生。”

    “在。”

    “以后，我让你查的，你就查。我没让你查的，你也要查。明白吗？”

    费拉里咽了口唾沫。

    “明白。”

    一个月下来，艾拉翻了三百多份报告。

    发现了七处可疑的交易，三个明显有问题的基金，两个长期亏损但还在往里投钱的项目。其中一个基金，五年亏了四亿，安德烈年年往里头打钱。她查了一下，基金管理人是他前妻的弟弟。

    她能处理的，自己处理了。发邮件，打电话，约谈基金管理人，撤资，止损，换团队。

    不能处理的，写成报告，发回纽约。

    老亨利的办公室每周都收到她的汇报。

    第一周，助理回了一个字：“收。”

    第二周，助理回了一个字：“好。”

    第三周，助理回了一句话：“斯特林先生问，你怎么发现的？”

    艾拉回：“看报告。”

    第四周，老亨利亲自打来电话。

    那天是周五，晚上八点多。艾拉还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电话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弗吉尼亚的号码。

    “爸。”

    “艾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能听见呼吸声，有点重。

    “你哥管了五年，什么都没看出来。”

    艾拉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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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月，看出了七个问题。”

    艾拉还是没说话。

    “安德烈的投票权，”老亨利说，“你暂时来管。”

    艾拉握着电话，心跳漏了一拍。

    那是15%的家族信托投票权。

    加上她自己手里的5%，就是20%。

    在斯特林家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她比谁都清楚。

    “谢谢爸。”

    电话挂了。

    艾拉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西班牙广场。

    晚上九点多，广场上人少了。灯光照着，那些台阶还在，那些喷泉还在，那些罗马假期的痕迹还在。游客零零星星的，有人坐在台阶上拍照，有人牵着手慢慢走。

    她看着那些人，忽然想起林风。

    想起那个晚上，他在她房间里的样子。想起他说“行”的时候，那双眼睛里的光。

    她摸了摸肚子。

    还看不出来。

    但孩子在里面。

    ......

    月底，艾拉回了一趟弗吉尼亚。

    湾流G700落地的时候是下午，天灰蒙蒙的。保镖开了一个小时车，到斯特林庄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老亨利的庄园还是老样子。灰石头墙，绿藤蔓，墙上的常春藤冬天掉了叶子，剩下光秃秃的藤条，像血管一样爬在墙上。门口的路灯亮着，照出一小块黄光。

    但老亨利本人，看起来比两个月前老了不少。

    他坐在书房里，壁炉的火烧着。头发更白了，从花白变成全白。脸上的肉少了，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走路的时候，背有点驼，以前不这样。

    晚饭的时候，他吃了几口就放下了刀叉。

    盘子里的牛排，只切了一小块。配菜几乎没动。

    艾拉看着他。

    “爸，你身体还好吗？”

    “老毛病。”老亨利拿起餐巾擦了擦嘴，“心脏不好，你知道的。”

    艾拉点点头。她知道。老亨利有冠心病，做过两次支架手术。医生说不能累，不能激动，不能有压力。但这几年，他从来没停过。

    安德烈死后，他什么都没说。该干什么干什么，电话照打，文件照签，会议照开。书房的灯，经常亮到凌晨两三点。

    老亨利放下餐巾，看着她。

    “我准备去东洲那边换心脏。”

    艾拉抬起头。

    “换心脏？”

    “掸邦。”老亨利说，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吃什么，“那边有医院提供这种服务。年轻人的心脏。合法的，不那么合法的，都有。”

    艾拉放下刀叉。

    “手术风险大吗？”

    老亨利点了点头。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手术的医生由我带过去，成功率能到百分之七十。”

    艾拉没再多问。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海看不见，只能听见风声。呜咽的那种，一阵一阵的。

    过了一会儿，老亨利站起来，走出餐厅。

    他的脚步很慢。皮鞋踩在地板上，一下，一下。

    艾拉坐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

    他的背更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