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没往后撤，她往坡上冲。

    那个男人明显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对方受了伤还敢往上冲。就那一愣，够了。

    娜塔莎边跑边开枪，子弹压得他缩在树后面不敢露头。

    十米。五米。三米。

    她冲到他躲的那棵树后面，匕首已经握在手里。

    那个男人刚转过身子，枪口还没对准她，匕首就刺进去了。

    一刀。两刀。三刀。

    血喷在她脸上，热乎乎的。

    那个男人倒下去的时候眼睛还瞪着她，嘴张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娜塔莎靠在树上，大口喘气。

    四下里突然安静了。

    她等了几分钟，确定没有第五个第六个，才慢慢蹲下来，从那个男人身上搜出两个弹匣，揣进口袋。

    然后站起来往坡下走。

    走到坡底，找到那条公路。沥青路面，双车道，没有车。

    她顺着公路往北走。

    走了大概两公里，看见一个加油站。

    加油站旁边有个公共厕所。她走进去，反锁门，打开灯。

    镜子里那个女人，脸色白得跟纸似的。腰侧那道伤口还在往外渗血，铁皮还嵌在里面，周围一圈已经肿起来了。

    她从背包里拿出应急医疗包。酒精，纱布，止血粉，缝合针。

    她握住那块铁皮，深吸一口气，使劲一拔——

    那一瞬间眼前发黑，她扶着洗手台站了几秒才缓过来。

    然后往伤口上倒酒精。

    疼。

    疼得她整个人缩起来，死死咬着自己手臂，咬出一圈血印。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她拼命忍着，没让自己叫出声。

    止血粉撒上去，血慢慢止住了。

    然后缝合。她一针一针缝自己的皮肉，手抖得厉害，缝得歪歪扭扭，但好歹缝上了。

    缠上纱布，打了个结。

    处理完伤口，她坐在马桶盖上，喘了十分钟。

    然后她开始想——

    为什么？

    任务失败，她认。失手了，不给尾款就行，可以不接下一单。但杀人灭口？不合规矩。

    杀手圈有杀手圈的规矩。你灭一个杀手，剩下的杀手都跑了。跑了就没人给你干活了。

    雇主不在乎这个规矩。

    说明雇主根本不是圈内人。

    她想起邮差说的那句话：“这一单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儿？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另一件事：她不可能去找组织报仇。她根本不认识组织里的人，除了邮差。而邮差肯定联系不上了。

    她也不知道组织在哪儿。每次接单都是单向联系，邮差给她指令，她执行，钱打进一个境外账户。

    没法报仇。

    只能跑。

    问题是，跑哪儿去？

    罗刹国回不去。她有案底，回去就是自投罗网。

    尤国不能去。那地方安检严，她的假护照经不起细查。

    西洲待着也不安全。申根区互联互通，她在地铁上杀了人，监控肯定拍到了。警方很快就会通缉她。

    她靠在马桶盖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闪过几个地方：北非，中东，东南亚……

    钱不是问题。她这五年挣了不少，存在几个不同的账户里，够她养老了。

    问题是，怎么安全地离开。

    她站起来，走出厕所。

    加油站的便利店还开着，灯明晃晃的。她走进去，拿了一瓶水，一包饼干，一顶棒球帽，一件黑色连帽衫。

    收银员是个小伙子，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玩手机。

    她付了现金，走出去。

    在厕所里换掉沾血的衣服，套上连帽衫，戴上帽子。然后沿着公路继续往北走。

    走了大概半小时，一辆卡车从后面开过来。她站在路边，举起手。

    卡车停下。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探出头问去哪儿。

    她说去里昂。

    司机说上来吧。

    她爬上副驾驶，把背包抱在怀里，头靠在车窗上。

    卡车开动。窗外一片漆黑，偶尔路过一个亮着灯的小镇，很快又消失在夜色里。

    她闭上眼睛。

    伤口还在疼，一抽一抽的。但比之前好多了。

    她想起刚才火车上那两个年轻人。十七八岁，缩在车厢角落，从头到尾看见了整个过程。他们吓坏了，蜷成一团，动都不敢动。

    她没杀他们。

    没必要。他们是平民，跟她没关系。而且她也没时间。

    里昂郊区，另一个加油站。

    卡车停下。她下车，谢过司机，走进加油站的厕所，又给自己换了一次药。

    伤口还在渗血，但不严重了。

    她在便利店买了张地图，坐在角落里研究路线。

    里昂有火车站，但不能去。那里肯定有人盯着。马赛也有港口，但太明显。

    她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叫格勒诺布尔的小城。有火车站，但不属于干线，监控应该少一些。

    她买了张去格勒诺布尔的大巴票，凌晨四点发车。

    等车的两个小时，她坐在候车室的角落，盯着门口。

    没人进来。

    凌晨四点，大巴来了。她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继续盯着窗外。

    天亮的时候，车到了格勒诺布尔。

    她下车，走进一家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和水，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找了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的小旅馆，付了现金，住进去。

    房间在三楼，窗户对着一条小巷。她拉上窗帘，坐在床上，终于松了一口气。

    ......

    三天后，她用一本假护照，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护照上的名字叫叶卡捷琳娜·莫罗佐娃，三十一岁，工程师。

    安检的时候，边检看了她一眼，盖章，放行。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想，总算逃出来了。

    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

    她租了一间公寓，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不会说殷语，收了现金就走了。

    公寓不大，但干净。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对着邻居家的墙，什么都看不见。

    她觉得挺好。看不见别人，别人也看不见她。

    前三天，她几乎没出门。伤口在愈合，痒得难受，但总比疼好。她坐在床上，看土耳奇的电视节目，一句都听不懂，就看画面。

    第四天，她出门买了些日用品。第五天，她换了药。第六天，她开始考虑下一步，是继续往东走，还是就在这里待着。

    娜塔莎是在第七天晚上意识到不对劲的。

    倒不是发现了什么具体的破绽。这七天她没住酒店，全用现金，没留任何身份信息。

    没用原来的手机和电脑，只买了个最便宜的手机配上本地卡，电话卡用一次扔一次。每天出门戴头巾，裹得像个本地老太太，路线随机，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小时。

    按理说，她应该是隐形的。

    但第七天晚上，她坐在加拉塔大桥底下的茶馆里，喝第三杯红茶的时候，忽然觉得后脖颈发凉。

    不是直觉。是本能。

    她放下茶杯，借着喝茶的动作，用余光扫了一圈。

    茶馆不大，十来张桌子，坐着的都是本地老头，抽水烟，下棋，看球赛。门口蹲着一只猫，灰白色，舔爪子。一切正常。

    但她知道不对。

    她站起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余光里瞥见一件事——

    角落那桌的老头，手里的水烟管停了。不是拿在手里，是搁在桌上。这个动作太细，但娜塔莎看见了。

    她没回头，继续往外走。

    出了门，右拐，钻进巷子。

    走了三十米，她开始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