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辰后，独四旅又动了。
这次不是打辎重队。
辎重队已经烧光了，没什么可打的了。
这次打的是行军队列。
日军的先头部队正在连夜赶路，队伍拉得很长，从前到后延绵十几里。
佟麟阁把独四旅分成十个支队，每个支队负责一段公路。
打一阵，撤一阵。打了就跑，跑了再打。
第一支队在五里外开了火。
迫击炮、重机枪、步枪，一起招呼。正在行军的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下几十具尸体，趴在地上不敢动。
等他们组织起反击，第一支队已经撤了。
第二支队在十里外等着他们。
又是迫击炮、重机枪、步枪，又是一阵猛打。又丢下几十具尸体，又趴在地上不敢动。
等他们再组织起反击，第二支队又撤了。
第三支队在十五里外等着他们。
同样的打法，同样的效果。
就这样，打一阵，撤一阵。打一阵，撤一阵。
一夜之间，独四旅组织了二十一次袭扰。
每一次都不恋战，打完了就跑。每一次都给日军造成几十人的伤亡，加起来就是上千人。
日军的行军速度被拖得极慢。一夜只走了不到三十里，比预定的慢了整整一半。
鬼子们被折腾得精疲力竭。
不敢睡，不敢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冒出一阵枪炮声。有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摔倒在路边。有人被吓得神经衰弱，听到风吹草动就开枪。
联队长的脸黑得像锅底。
“八嘎！八嘎！”他不停地骂，但骂完了还得继续走。
二十六日拂晓，佟麟阁的独四旅撤到了关山湖。
战士们瘫倒在山坡上，有人靠着石头就睡着了，有人抱着枪坐在地上，眼睛半睁半闭。一夜的袭扰，二十一次战斗，所有人都累得脱了形。
佟麟阁没有睡。他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前摊着地图，手里拿着铅笔。
“旅长，清点完了。”参谋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说。”
“毙伤鬼子大约一千二百人。缴获步枪二百多支，机枪十几挺，弹药若干。咱们的伤亡——阵亡三十七人，重伤五十二人，轻伤一百多人。”
佟麟阁点了一下头。
“把重伤的送下去。阵亡的……登记好名字。”
“是。”
参谋转身要走。
“等等。”佟麟阁叫住他，“给左司令发电报。独四旅已完成今夜袭扰任务，毙伤鬼子约一千二百人。部队已撤至关山湖休整。明日赶到指定会合地点。”
“是。”
电报发出去的时候，左司令正在地下工事里看沙盘。
他接过电文，看了一遍，放在桌上。
“佟麟阁打得不错。”他说。
闫揆要凑过来看了一眼。
“一千二百人。好样的。”
左司令没有接话。他看着沙盘上那些红色箭头——第十九、二十师团正在向西移动，速度很慢，但没有停。
“告诉佟麟阁。”他说，“不要着急赶路。晚个半天到就行。”
“是。”
左司令又看了一眼沙盘。
第八师团的重装备，应该快到奉天了。
他沉默了片刻。
“电讯室，给旅顺沿线的观察哨发电报。问他们，鬼子的火车到了没有。”
九月二十六日，奉天城。
秋风吹过残破的营房，卷起满地枯败的杂草与尘土，混着隐约的血腥气，钻进日军第二师团司令部的每一个角落。
这座原东北军的营房，青砖灰瓦早已失去往日规整，院子里的青石板缝隙间，除了杂草，还嵌着暗红发黑的血渍——那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将士抵抗到底的印记。
廊下的柱子上，弹孔密密麻麻，有的被硝烟熏得漆黑，有的还残留着弹头的碎片，指尖抚过，能触到战争刻下的狰狞伤痕。
多门二郎站在正房门口，军服依旧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皮靴擦得锃亮，能清晰照见他眼底的疲惫与焦躁。
连日的煎熬让他双眼布满血丝，眼下的青黑色像泼了墨，死死贴在脸上——他已经整整四天没合眼了，耳边无时无刻不回荡着辽西战场的枪炮声，还有部下绝望的呼救电报。
他的两个旅团，天野六郎的第三旅团和长谷部照吾的第十五旅团，被中国军队围在辽西腹地整整七天。七天里，八次突围，八次被硬生生打了回去。
每一次突围都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厮杀。
电报里的数字触目惊心：伤亡两千五百多人，其中近一半是当场战死，剩下的要么断胳膊断腿，要么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能继续作战的士兵不足半数。
粮食早已告急，士兵们每天只能分到半块硬邦邦的压缩饼干，渴了就喝地上的泥水。
弹药更是所剩无几，很多士兵的步枪里只剩三五发子弹，拼到最后只能挥舞着刺刀，与中国军队展开殊死肉搏，不少士兵连刺刀都卷了刃，就用拳头、用牙齿，直到被敌人的刺刀刺穿胸膛，也死死抱着对方的腿不肯松手。
他向关东军总部乞求来的增援的三个师团，如今个个陷入困境。
两个从朝鲜过境的师团被中国军队堵在鸭绿江沿岸，连日的阻击战打得尸横遍野，江面上漂着日军的尸体，江水被染成暗红，根本无法前进一步。
一个被拖在盖州，中国军队设下埋伏，炸毁了铁路，掀翻了军列，日军的重装备陷在泥泞里，成了活靶子，每天都有士兵在冷枪和地雷中倒下。
虽然到最后，他们勉强赶到奉天，却比预计时间迟到了整整两天，早已错失了最佳救援时机。
办公桌上，电报堆得像小山，每一封都带着关东军司令部的严厉斥责。
陆军省的措辞更是一次比一次尖锐，字字如刀，割得他心口发疼。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这个师团长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
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撤职，灰溜溜地回国反省，甚至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
“师团长。”副官的声音带着几分小心翼翼，打断了他的思绪，“西义一郎师团长到了。”
多门二郎缓缓转过身，目光投向院子门口。
西义一郎正大步走进来，第八师团师团长，关东军中有名的“猛将”，也是出了名的狠辣。
他的军服同样笔挺，皮靴踩在青石板上，发出“咚咚”的闷响，震得地上的杂草微微颤动。腰间的军刀斜挎着，刀鞘上的铜饰闪着冷光，手里的马鞭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
身后跟着两个参谋、一个副官，还有四个卫兵，个个身姿挺拔，眼神锐利，腰间的步枪上膛，随时保持着警惕。
显然，西义一郎也清楚，奉天城外围，早已被中国军队的侦察兵盯上，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伏击。
西义一郎走到多门二郎面前，停下脚步，“啪”地一声立正敬礼，动作标准而有力，眉宇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多门师团长。”
“西义师团长。”多门二郎勉强提起精神，回了一个礼，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
两人握了握手，西义一郎的手劲极大，像铁钳一样，握得多门二郎的手指生疼，指骨几乎要被捏碎。
多门二郎咬了咬牙，没有吭声——他知道，西义一郎这是在故意给他下马威，也是在试探他的底气。
“请进。”多门二郎侧身让开，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