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妹妹也死了，也是痨病，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沈志远，嘴唇动着，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话了。
沈志远跪在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没有哭，只是跪着，像一根木头。佟国璋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酸了一下，但很快就被生意上的事冲淡了。
他供沈志远读了几年私塾，又送他去北平读大学，不是出于亲情，而是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也许是对妹妹的愧疚，也许是对自己的愧疚，也许只是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做了心里就踏实了。
现在，沈志远走了。
走得干干净净，不留余地。把佟国璋一个人留在这里，留在这座灯火通明的公馆里，留在这群阿谀奉承的人中间，留在这个他精心编织的、用谎言和谄媚搭建起来的世界里。
佟国璋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灵魂的累。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蜘蛛，织了一张很大很密的网，把自己裹在里面，越裹越紧，越裹越密，最后连动都动不了，只能等着猎物撞上来——或者等着网被撕破。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
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银白色的光带，像一条路，通向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他盯着那条光带，忽然想：沈志远走在哪条路上？是月光照着的这条路，还是另一条更黑、更暗、更窄的路？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件事——明天，他还要去见日本人。
明天，他还要继续鞠躬、继续微笑、继续喊万岁。明天，他还要继续做那个“佟先生”，做那个日本人眼中的“满洲精英”，做那个在宴会上谈笑风生、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在黑暗中独自发抖的人。
他端起酒杯，把杯里凉透的酒一口喝干。
酒液已经没有了温度，像水一样冰凉，顺着喉咙流下去，在胃里凝成一团冰。他打了个寒战，放下酒杯，站起来，椅子向后滑了半尺，发出一声短促的吱呀。
“诸位，”他说，声音沙哑而疲惫，像一架老旧的留声机在缓慢转动，“今晚就到这儿吧。改日再聚。”
众人纷纷站起来，有人鞠躬，有人点头，有人握手，有人拍肩膀。
刘德柱拍了拍佟国璋的肩膀，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赵文斌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动作依然干脆利落，像一把折叠尺，但起身的时候，眼镜滑到鼻尖上，他伸手扶住，手指在微微颤抖。
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皮鞋声、脚步声、说话声，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尽头。
大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每一次开合都带进来一股冷风，吹得烛火摇曳，吹得桌布飘动，吹得佟国璋的头发在额前晃动。
最后，大厅里只剩下佟国璋一个人。
他站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央，周围是一片狼藉——残羹冷炙、空酒瓶、脏餐具、揉皱的餐巾、熄灭的蜡烛。
水晶吊灯还亮着，一千二百颗水晶珠子还在折射光线，但此刻，这些光线不再温暖，而是冰冷刺骨，像无数根针，扎在他的身上。
他慢慢走回主位，坐下来，把脸埋在双手里。他的手很凉，脸也很凉，凉得像两块冰。
他的肩膀开始颤抖，起初很轻，像微风吹过水面，然后越来越剧烈，像地震，像海啸，像一座大楼在倒塌。
他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含混的呜咽，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洞穴里呻吟。
他没有哭。
他只是颤抖，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零件在松动，螺丝在脱落，齿轮在卡壳，整台机器都在发出刺耳的、绝望的噪音，随时会散架。
窗外，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
那是中国百姓的哭声，从道外区传来，从那些低矮的、拥挤的、肮脏的贫民窟里传来。
日本兵在搜查“反日分子”，挨家挨户地搜，砸门，踹墙，枪托砸在人的身上，骨头断裂的声音，女人尖叫的声音，孩子哭泣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地狱的交响曲。
佟国璋听到了那哭声，但他没有抬头。
他只是把脸埋得更深，双手捂住耳朵，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假装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存在。
但哭声还是在往他耳朵里钻，像蛆虫钻进腐肉，钻得他头疼欲裂。他猛地站起来，推开椅子，踉踉跄跄地走向楼梯，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他的腿在发软，像两根煮熟的面条，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楼梯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像在抗议他的重量。
他爬到二楼，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锁上锁。他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胸口像被一块巨石压着，每一次呼吸都要把肺撑破。
他的额头抵着门板，能感觉到门板的冰凉和木纹的粗糙。他的嘴唇在哆嗦，牙齿在打架，发出细微的哒哒声，像一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鼠。
他慢慢地滑坐到地上，蜷缩成一团，背靠着门板，膝盖抵着胸口，双手抱着小腿，像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黑暗、温暖、安全。
窗外，哭声还在继续。不只是道外区的哭声，还有更远的、更深的、更沉的哭声——从沈阳传来，从长春传来，从吉林传来，从整个满洲传来，千千万万人的哭声，汇成一条河流，在夜色中奔涌，冲刷着每一寸土地，撞击着每一堵墙壁，拍打着每一扇窗户。
佟国璋闭上眼睛，试图把这些哭声关在外面。但哭声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从墙壁的裂缝里渗进来，从地板的孔隙里冒出来，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他，窒息着他。
他想起沈志远离开时说的最后一句话：“舅舅，保重。”
保重——保什么重？
保这条命？
保这张脸？
保这座房子？
保这堆银子？
保得住吗？
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夜色。
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空漆黑一片，没有星星，没有光，什么都没有。只有哭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潮水，淹没了他。
他忽然想笑。
笑自己，笑这个夜晚，笑这座灯火通明的公馆，笑那些在宴会上举杯高喊“万岁”的人，笑那个跪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的自己。
他张了张嘴，笑声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一声长长的、嘶哑的叹息，像一把钝刀，割开了他的喉咙，把他的灵魂从身体里放了出来，飘到空中，俯视着这座公馆，俯视着这条街道，俯视着这座哭泣的城市。
他看到自己蜷缩在门板后面，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卑微、丑陋。他看到了自己灵魂上的污垢——那些年积月累的、洗不掉的、像沥青一样黏在骨头上的污垢。
他看到了自己的恐惧——对日本人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对失去一切的恐惧。他看到了自己的软弱——那种深入骨髓的、与生俱来的、像影子一样永远甩不掉的软弱。
他闭上眼睛，不再看。
窗外的哭声还在继续。也许要到天亮才会停。也许永远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