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日，夜，哈尔滨，道里区。
这座城市的夜晚有一种奇异的暧昧。
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从诞生那天起就带着混血的基因——俄罗斯的东正教穹顶、德国的哥特尖塔、法国的巴洛克廊柱、日本的唐破风屋檐，在这片松花江冲积出的平原上挤挤挨挨，像一锅炖得太久的大杂烩，什么味道都有，什么味道都不是。
这些东西，无一不验证着，这座城屡遭屠戮、践踏的过往。
道里区是哈尔滨的心脏，也是最繁华的地段。
中央大街的石板路在路灯下泛着青光，每一块石头都是从俄国运来的，长条形的花岗岩，竖着埋进土里，像一排排站岗的士兵。
街道两旁，商铺鳞次栉比，秋林公司的橱窗里摆着来自莫斯科的皮毛、来自巴黎的香水、来自东京的和服、来自伦敦的威士忌。
穿着裘皮大衣的俄国贵妇挽着穿西装的日本商人的胳膊，踩着高跟皮鞋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走，留下一串清脆的声响，像在敲击一座无形的钢琴。
空气里飘着红菜汤的酸香、黑面包的焦味、烤肉的烟熏气，还有松花江上吹来的水腥味——这水腥味是哈尔滨独有的，混着冰碴子的冷冽和河底淤泥的腐臭，像这座城市的心脏，在夜色中怦怦跳动。
但今晚，这心跳里多了一种不安的颤音。
两天前，奉天失守的消息传到哈尔滨，道里区的中国百姓像被抽掉了脊梁骨，走路都弯着腰，眼睛不敢往日本人那边看。
日本侨民区却像过节一样，太阳旗挂满了街道，酒馆里喝得烂醉的男人拍着桌子高喊“万岁”，女人们在门口交头接耳，脸上挂着一种矜持而狂热的表情，像在参加一场盛大的婚礼。
俄国人倒是淡定，该喝汤喝汤，该跳舞跳舞，该做生意做生意——对他们来说，哈尔滨换了多少次主人了？
清朝的、民国的、张作霖的、苏联的、日本的——换谁都一样，只要卢布照花、伏特加照喝、教堂的钟照敲就行。
道里区深处，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有一栋法式公馆。
灰白色的石头外墙，孟莎式屋顶，上面开着一扇老虎窗，像一只半闭的眼睛。
门廊是两根爱奥尼柱撑起来的，柱头的卷涡在路灯下投下弯曲的影子，像两只蜗牛趴在门楣上。
铁艺大门是黑色的，上面铸着玫瑰花的图案，花蕊处镀了一层金，年久失修，金粉剥落，露出底下的黑铁，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
门口停着三辆黑色轿车，车牌是“满”字头的——那是日本关东军特别颁发的“满洲自治委员会”车牌，在哈尔滨，挂这种车牌的人，非富即贵，而且一定是日本人信得过的人。
公馆里，灯火通明。
一楼大厅是整栋建筑最气派的地方，挑高足有六米，天花板上的石膏线勾勒出繁复的洛可可纹样，中心垂着一盏水晶吊灯，捷克产的，一千二百颗水晶珠子串成，灯光一照，整个大厅都在闪烁，像一座地下宫殿。
地板是柚木的，打了一层厚厚的蜡，光可鉴人，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在演奏一首古老的曲子。
墙壁上挂着油画——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作品，列宾的复制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群瘦骨嶙峋的纤夫拉着纤绳，在烈日下挣扎，脸上是麻木的、认命的表情。
这幅画挂在这里，跟周围的奢靡格格不入，像一颗老鼠屎掉进了奶油汤里，但没有人觉得碍眼——或者说，没有人敢说碍眼。
大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桃花心木的，桌面打磨得像一面铜镜，能照出人的影子。
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桌布上摆着银质烛台，烛台上插着十二根蜡烛，烛火在空调的风中微微摇曳，光影在墙上跳舞。
桌上的餐具是法国的利摩日瓷器，每一件都描着金边，盘子中央画着一朵蓝色的鸢尾花——法兰西王室的标志，虽然法兰西已经没有王室了，但这套瓷器还是让人觉得高贵。
酒杯是波西米亚水晶的，杯壁薄如蝉翼，手指轻轻一弹，能响三秒钟，余音袅袅，像一只蜜蜂在耳边嗡嗡。
十几个男人围坐在长桌旁，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长袍马褂，有西装革履，有中山装，甚至还有一个穿和服的。
他们的年龄从三十出头到六十开外不等，面容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脸上都挂着笑。那种笑不是发自内心的笑，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恰到好处的、像面具一样贴在脸上的笑。
嘴角上翘的弧度、眼睛眯起的程度、牙齿露出的颗数，都经过反复练习，精确到毫米，像日本能剧里的面具，喜就是喜，怒就是怒，永远不会混淆。
坐在主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佟，名国璋，字璧成，满族正白旗，祖上是黑龙江将军的幕僚，在哈尔滨经营木材和粮食生意发了家。
他穿一件藏青色的团花马褂，料子是上好的杭罗，里衬是貂皮的，领口镶着一圈一寸宽的黑貂毛，油光水滑，像一条蛇盘在脖子上。
他的脸圆而白净，几乎没有皱纹，保养得像一颗煮熟的鸡蛋，下巴上蓄着一撮山羊胡，修剪得整整齐齐，像一把小刷子。
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眼珠子是浅褐色的，瞳孔总是微微收缩，像在不停地算计什么。
他的嘴唇薄而红润，上唇微微上翘，天生一副笑相，但那笑容到了眼底就停了，像一条河流到了沙漠，还没流到就干涸了。
他是今晚宴会的主人。
两天前，奉天事变的消息传到哈尔滨，他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日本领事馆，向总领事表达“诚挚的祝贺”。
一天前，他接到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一封密信，信中以“满洲自治委员会筹备处”的名义，邀请他“共同商讨满洲未来的大计”。
今天傍晚，他又接到电话，说关东军会派一位“重要人物”来参加今晚的宴会。
他挂了电话后，在书房里站了很久，对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字——那是他祖父留下的，写着“忠孝传家”四个字——看了又看，然后转身出门，吩咐厨房准备最好的菜、开最好的酒、请最体面的人。
此刻，他举起酒杯，杯里是法国的路易十三干邑，琥珀色的酒液在水晶杯中晃动，烛光透过酒液，在他的脸上投下一片温暖的金色。
他环顾四周，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像在清点自己的家产。
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哈尔滨的头面人物——有做粮食生意的，有开钱庄的，有办工厂的，有在铁路局当差的，有在商会里掌权的。
他们是哈尔滨的“上等人”，是这座城市的筋骨和血肉。
而此刻，他们都是他的客人，都是他的棋子，都是他向日本人献上的一份大礼。
“诸位，”佟国璋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满洲贵族特有的懒洋洋的腔调，像在念一段戏文。
“今日之会，非同寻常。诸位都是哈尔滨的栋梁，是满洲的精英。如今时局剧变，正是我等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之时。来，为满洲的新时代——干杯！”
他举起酒杯，杯中酒液在灯光下一闪，像一块流动的琥珀。
“为满洲的新时代！”
众人齐声响应，酒杯举起来，碰在一起，发出一片清脆的叮当声，像风铃在风中摇曳。
有人高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声音又尖又响，像杀猪时的嚎叫，在宽敞的大厅里回荡，撞在墙壁上，又弹回来，形成一阵阵混乱的回声。
几个人跟着喊起来，声音参差不齐，有人喊“万岁”，有人喊“满洲自治”，有人喊“中日亲善”，乱七八糟的，像一群鸭子被赶进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