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的位置蜿蜒而出，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分叉，再分叉，最后消失在墙角。
他盯着那道裂缝，忽然觉得它很像中国的现状——表面上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但实际上已经裂开了，裂缝从中心向四周蔓延，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总有一天，会彻底碎掉。
他不能让它碎掉。这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墨，在一张宣纸上写下四个字：“卧薪尝胆”。
他的字迹很端正，很用力，每一笔都像在刻石头，笔锋锐利，墨迹浓黑，像四条黑色的河流，在白色的纸上奔涌。
写完后，他把毛笔搁在砚台上，看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宣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向门口。他的步伐很慢，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在丈量一段漫长的路。
他推开门，走进走廊。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一盏壁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
他的皮鞋踩在青砖上，声音空洞而悠远，像在空旷的大厅里敲响一座古老的钟。
走到卧室门口时，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
门开着，里面还亮着灯，桌上的地图还摊开着，茶杯还摆在那里，毛笔搁在砚台上，墨迹还没有干，在灯光下闪着湿润的光。
他站在那里，像在告别什么——也许是告别一个夜晚，也许是告别一种幻想，也许是告别那个相信时间在自己这边的自己。
他转过身，推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
卧室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摆着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
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放着一本翻开的书——是《曾文正公家书》，他已经读了很多遍，书页泛黄，边角卷曲，每一页都有铅笔做的记号。
书桌上摆着一张照片，是宋美龄的，穿着旗袍，微笑着，手里拿着一束花，背景是南京中山陵。
照片旁边放着一只怀表，是孙中山送给他的，表盖上刻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两行字，已经有些模糊了。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脱下皮鞋。
皮鞋很紧，脱的时候费了些力气，袜子被汗水浸湿了，脚趾有些发白。他把皮鞋放在床脚，整齐地并拢，鞋尖朝外。
然后他拿起那本《曾文正公家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书签是一张旧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和头衔——“蒋中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他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几秒，然后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他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
页面上有一句话，他用铅笔在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他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嘴唇无声地动着。读完后，他把书合上，放在枕头旁边，关了台灯。
黑暗中，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没有裂缝，这里的每一寸墙壁都是新粉刷的，洁白无瑕，像一张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纸。
但他知道，这张纸上很快就会写满字——也许是他写的，也许是别人写的，也许是子弹写的，也许是血写的。
他翻了个身，面对着墙壁。
墙壁上什么都没有，洁白，光滑，冷冰冰的。他伸出手，摸了摸墙壁，指尖触到冰凉的石灰，粗糙的质感像砂纸。他缩回手，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
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
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像一锅煮沸的粥。
日本人的枪炮、张学良的电报、胡适的文章、共匪的根据地、地图上的红色箭头、总理的“博爱”二字、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棺材——所有的画面搅在一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放映机，把胶片倒来倒去，永远停不下来。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民国十四年，他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有一天，周恩来——那时候还是他的政治部主任——来找他，谈了很久。
周恩来说：“校长，中国的未来，在于工农。只有依靠工农，才能救中国。”
他听了这话，笑了笑，说：“恩来，你的理想很好，但现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靠工农就能解决的。”
周恩来看着他，目光很深，很亮，像两颗星星。
他没有再看周恩来的眼睛，低下头，翻着桌上的文件。
后来，周恩来离开了黄埔，去了上海，去了南昌，去了井冈山，成了他的敌人。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他的脑海里，周恩来的眼睛还在看着他——很深，很亮，像两颗星星。
他闭上眼睛，试图把那双眼睛赶走，但它们不肯走，就那么亮着，亮在黑暗里，亮在他的脑海里，亮在他的梦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麦田里，麦子金黄金黄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起伏。
远处有一座山，山上有一面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他朝那座山走去，走了很久，但山始终在远处，怎么也走不到。
他停下脚步，喘着粗气，低头看脚下——麦田变成了血田，金黄的麦穗变成了红色的血泊，血淹没他的脚踝，黏糊糊的，像糖浆。
他抬起头，看见对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灰色的军装，戴着八角帽，胸前绣着一颗红星。那个人朝他笑了笑，伸出手，说：“校长，跟我走吧。”
他认出那是周恩来。他想伸出手，但手像被绑住了，动不了。他想说话，但喉咙像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周恩来看着他，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哀的、怜悯的表情，像一个医生看着一个无药可救的病人。
“校长，”周恩来说，“你不跟我们走，你会后悔的。”
他张了张嘴，终于发出声音：“我——不能。”
周恩来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红旗在风中飘动，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红点，消失在天际线上。
他站在原地，脚下的血泊越来越深，淹没他的膝盖、淹没他的腰、淹没他的胸口、淹没他的脖子。
他想喊，但喊不出来。他想跑，但腿像灌了铅，动不了。血涌进他的嘴里，咸涩的味道让他想吐。他挣扎着，拼命挣扎，但越挣扎，沉得越快。
他猛地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气。
胸口剧烈起伏，心脏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汗水湿透了睡衣，后背黏糊糊的，像涂了一层胶水。
他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怀表，摸到了，打开表盖，借着微弱的夜光看了看——凌晨三点十七分。
他坐起来，靠在床头，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两下，三下。
心跳慢慢平稳下来，呼吸逐渐均匀，汗水在夜风中蒸发，带走体表的热量，让他打了一个寒战。
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夜色。
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边没有一丝光亮，整个世界都沉浸在黑暗里，像一块被墨汁浸透的布。
远处，公鸡在打鸣，声音嘹亮而悠长，像在宣告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但他知道，新的一天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日本人还会进攻，共匪还会扩张，军阀还会内斗，百姓还会受苦，国家还会沉沦。
他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蜷缩着身体，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蜷缩在洞穴里，舔着自己的伤口。
他的嘴唇微微张开，无声地说着什么。如果凑近了去听，能听见他在说——
“给我时间……给我时间……只要给我时间……”
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没有激起任何涟漪，就沉入了水底。
窗外，天色渐渐亮了。
东方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抹鱼肚白，像一条白色的丝带，系在地平线上。老槐树的枝叶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在低声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远处的水塘里，青蛙停止了叫声，取而代之的是鸟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一群早起的妇人在聊天。
蒋介石在鸟鸣中沉入了睡眠。
他的呼吸变得均匀而深沉，脸上的表情从痛苦变成平静，眉心那个“川”字慢慢舒展开来，像一朵花在晨光中绽放。
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个婴儿般的、毫无防备的表情，像一个在母亲怀里安睡的孩子。
但在他的梦里，红色箭头还在蔓延，火焰还在燃烧，血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