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站在桌边，一动不动，脸色发白，嘴唇紧抿，额头的汗珠顺着鼻梁淌下来，滴在眼镜片上，模糊了视线，但他不敢擦。
常凯申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他盯着陈布雷，目光像两把刀，要把他钉在墙上。但陈布雷不是他的敌人，他知道。
他只是在发泄——发泄一个积压了太久的、无处可去的愤怒。
他慢慢平静下来，呼吸逐渐平稳，脸上的潮红慢慢退去，重新变成那种灰白的、疲惫的颜色。
他转过身，走回窗前，背对着陈布雷，双手重新背在身后。
“布雷，”他的声音恢复了沙哑的低沉，像一架老旧的留声机在缓慢转动，“我不是怪胡适。他是为了国家好，我知道。但是——这个国家，不是靠几篇文章就能救的。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实力，是时间，是一个稳定的后方。共匪不除，国家不宁；国家不宁，何以抗日？”
他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
“告诉胡适——谢谢他的关心，但政府的决策，有政府的考量。东北的事，我会处理。请他安心做学问，不要操这些心了。”
陈布雷在本子上记下这几句话，笔尖微微颤抖。他知道，这封电报发出去之后，胡适会沉默很久。但这不是他能决定的。
“还有，”常凯申的声音从窗前传来，忽然变得很轻，很柔，像在自言自语，“告诉王正廷——跟日本人谈的时候，态度要软，但底线要硬。什么都可以谈，只有一条——不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成事实。那是我们的土地，一寸都不能让。”
他转过身，看着陈布雷，目光平静如水，但水底有暗流在涌动。
“布雷，你记住一句话——今天是东北，明天就是华北，后天就是南京。退一步，就是退一万步。所以——不能退。”
陈布雷合上本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委座英明，属下明白了。”
他点点头，挥了挥手：“去吧。今晚把这些电报都发了。明天一早，我要看到各省的回电。”
陈布雷又鞠了一躬，转身向门口走去。他的步伐很轻，很快，像一只从陷阱里逃出来的兔子。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常凯申一眼。
常凯申已经重新转过身，面对着窗外，背对着他。
月光照在他的背上，照出他中山装上细密的褶皱，照出他肩膀上落着的几片灰尘——那是从老槐树上飘下来的，落在他的肩上，他没有拍掉。
他的背影在月光中显得格外孤独，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前面是万丈深渊，后面是追兵，左边是豺狼，右边是虎豹，他没有地方可去，只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天亮。
陈布雷轻轻地关上门，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书房里只剩下常凯申一个人。
他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忘在角落里的雕像。
窗外的月亮已经偏西了，挂在老槐树的枝头，像一个被咬了一口的饼，苍白而残缺。
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块块破碎的镜子，映不出完整的天空。
他的目光落在那两棵老槐树上。
这是两棵很老的树了，比这座宅院还老。
树干粗得两人合抱，树皮皴裂，像老人的皮肤，布满皱纹和疤痕。枝叶繁茂，遮住了半个院子，风一吹，沙沙作响，像在窃窃私语。
他盯着那两棵树，忽然想起故乡溪口的老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槐树，是他父亲种的，他小时候常在树下读书、写字、发呆。
那棵树后来被砍了，在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年，被砍了做棺材。
他记得那天，木匠锯开树干，新鲜的木屑散发着苦涩的香气，混着泥土和雨水的味道，他站在旁边，看着树干一寸一寸地倒下，砸在地上，扬起一阵尘土。
他的母亲站在门口，穿着黑色的丧服，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眼泪无声地流下来，顺着脸颊滴在门槛上，一滴，一滴，一滴。
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老槐树叶子的清香，有远处水塘里水草的腥味，有泥土和露水的潮湿，还有——硝烟的味道。
不是真的硝烟，是记忆里的硝烟。
他想起一九二八年，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军队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出兵，在济南街头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死于非命。
他当时就在济南城外，听着城里的枪声和爆炸声，握紧了拳头，但最终——他选择了绕道北上。
不是他不想打，是他打不过。
日本军队的装备、训练、火力，远胜于他的北伐军。
如果硬拼，北伐军会全军覆没，统一中国的梦想会化为泡影。
所以他忍了，绕道北上，继续北伐，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三年过去了。
三年里，他忙着剿共、忙着整军、忙着建设、忙着对付那些阳奉阴违的军阀。
他以为时间在他这边，以为只要给他十年、二十年，他就能把这个落后的、贫穷的、四分五裂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统一的国家。
到那时，日本人就不敢欺负他了，列强就不敢轻视他了，中国人就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
但日本人不给他时间。
他睁开眼睛，目光重新落在那两棵老槐树上。
月光下，树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像两个沉默的巨人，在夜色中缓慢地行走，走向某个看不见的终点。
他盯着那些影子，忽然觉得它们很像自己——也在走，也在移动，也在走向某个终点，但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他转身走回书桌前，坐下来。
桌上摊着地图，地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
红色的是“敌军”，蓝色的是国军。
在东北的方向，红色箭头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淹没了整片土地。
在江西的方向，红色区域像火焰一样蔓延，烧过了一个又一个县城。
他的目光在这两片红色之间来回移动，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左冲右突，找不到出口。
他拿起桌上的一支铅笔，在江西的那片红色区域上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两个字：“共匪”。
然后他在圈的旁边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指向东北，箭头上写着四个字：“安内攘外”。画完后，他看着这个箭头，看了很久，然后把铅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
他想起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他在上海发动清党，搜捕共产党人，枪声响了一夜，血染红了黄浦江。
他站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顶楼，看着江面上的火光，对身边的幕僚说：“这些人，比军阀还可怕。军阀要的是地盘，他们要的是——整个天下。”他的幕僚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枪声，一直到天亮。
他想起一九三一年春天，他在南京的官邸里接待了一位日本客人——一位退役的陆军大将，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忘了。
那位日本客人喝着茶，笑眯眯地对他说：“常将军，满洲对日本来说，就像印度对英国一样，是生命线。希望蒋将军能理解日本的立场。”他听了这话，手里的茶杯差点摔了。
但他忍住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满洲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日本客人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喝完茶就走了。
他送走客人后，回到书房，把茶杯摔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他的秘书站在门口，吓得不敢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