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在书房里回荡，撞在书柜上、撞在墙壁上、撞在天花板上，形成一阵阵混乱的回声，像一群受惊的鸟在房间里乱飞。
他走到窗前，又走回来，走到地图前，停下来，盯着东北的方向，胸膛剧烈起伏，像一台快要爆炸的锅炉。
“日本人找麻烦，王正廷找麻烦，张汉卿找麻烦——那群人，”他指了指南京的方向，声音里充满了厌恶和愤怒，“胡适、陶希圣、陈布雷——”
他说到“陈布雷”的时候，忽然停住了，转过头，看着陈布雷。
陈布雷站在那里，垂着手，面无表情，但额头上的汗珠更密了，顺着鬓角淌下来，滴在长衫的领口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常凯申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移开目光，继续踱步。
他的步伐慢了一些，但依然急促，皮鞋踩在青砖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一个人的心跳。
“布雷，我不是说你。”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但依然带着怒气，“我是说那些人——那些天天在报纸上写文章、在座谈会上演讲、在电报里提建议的人。什么‘和平交涉’、‘国际仲裁’、‘诉诸国联’——国联是什么？国联是列强的俱乐部，我们连会员都不是，凭什么给我们仲裁？”
他走回书桌前，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手指互相捏着，指节发白。
他的目光落在那张地图上，落在江西的方向——那里，红色区域标注得密密麻麻，像一片蔓延的火焰，从井冈山烧到瑞金，从瑞金烧到赣南，烧得他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瞳仁收缩成两个针尖，死死地盯着那片红色区域。
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嘴角微微抽搐，脸上的潮红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铁青色的、冰冷的、像冬天河水结冰后的颜色。
“布雷，”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很低，低得像从地底传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南昌吗？”
陈布雷微微欠身：“委座亲自督师，围剿共匪。”
“对。”常凯申点点头，手指在地图上那片红色区域上轻轻划过，像在抚摸一道伤口，“共匪，才是心腹大患。日本人，顶多是皮癣之疾。”
他抬起头，看着陈布雷，目光锐利如刀：“皮癣之疾，痒是痒，但不会要命。心腹大患，不动手术，会死人的。”
陈布雷沉默了几秒，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他的表情很复杂——有认同，有犹豫，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明知道不该往下看，但忍不住看了一眼，然后腿就软了。
常凯申没有注意到陈布雷的表情，或者说，他注意到了，但不在乎。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盯着那幅孙中山的“博爱”二字，站了很久。他的背对着陈布雷，肩膀微微耸起，像在承受什么看不见的重量。
“总理，”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祈祷，“总理在世的时候，常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革命成功了没有？没有。北伐成功了，但国内还有共匪；统一完成了，但日本人在满洲动了刀子。列强在外虎视眈眈，都在看我中华笑话！总理，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他转过身，走回书桌前，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墨，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下一行字。
他的字迹端正而有力，一笔一划，像在用刀刻石头。他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
写完后，他把毛笔搁在砚台上，看着这六个字，看了很久。
墨迹在纸上慢慢洇开，像一朵黑色的花在绽放。
他的目光从第一个字移到最后一个字，又从最后一个字移回来，像在丈量每一个字的重量。
“布雷，”他说，没有抬头，“把这个意思，拟一份通电，发给各省。就说——国家多难，外有强邻，内有匪患。当务之急，是肃清匪共，安定后方。后方不安，何以御外？此理至明，不待多言。”
陈布雷拿起笔，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笔尖沙沙作响。他的字迹很潦草，像被风吹乱的草，但每一个字都准确无误地落在纸面上，像一颗颗种子被播进土里。
常凯申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夜风灌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和老槐树叶子的清香，还有远处水塘里青蛙的叫声，呱呱呱，呱呱呱，像在嘲笑什么。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胸口里的那股闷气似乎被带走了一些，但他的眉头依然紧锁，眉心那个“川”字依然深刻。
“还有一件事，”他没有回头，背对着陈布雷，声音在夜风中显得有些飘忽，“告诉王正廷，跟日本人谈，能拖就拖。七十二小时不够，就谈七十二天。谈不拢，就谈一年。总之——不要撕破脸，也不要让步。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很弱，但还没有弱到可以随便捏的程度。”
他停了一下，补充道：“还有——国联。让王正廷把状子递到国联去，说得越惨越好，越可怜越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在欺负我们。列强就算不帮我们，也不会帮日本人。舆论，也是一种武器。”
陈布雷合上本子，抬起头，看着常凯申的背影。
月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将他的轮廓勾成一道银白色的边，但他的脸隐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他的肩膀很窄，脊背微微佝偻，整个人看起来瘦小而单薄，像一个被风一吹就会倒的老人。
但陈布雷知道，这个瘦小的身体里，藏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那是一种冷硬的、倔强的、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到目的的意志。
正是这种意志，让他从浙江奉化的一个盐商之子，一步步走到今天，成为四万万人名义上的领袖。
“委座，”陈布雷犹豫了一下，声音压得很低，“还有一件事。胡适先生今天发来一封电报，措辞很——很委婉。他说，东北事变乃是一隅之患，若是能用一隅之土地换国家发展之契机，很是划算。他建议，政府应该立即发表声明，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实际占领。他还说——”
他停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他还说什么？”蒋介石的声音从窗前传来，冷冷的。
“他还说——此策乃危急存亡之最佳选择。土地就算让给日本，但地跑不了一直都在那里。如果可以通过此事交好列强，换来国府的发展，那何乐而不为。他说等有一天咱们强大了，再把土地收回来就是了！”
书房里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窗外老槐树叶子的沙沙声，能听见远处水塘里青蛙的呱呱声，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常凯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月光照在他的光头上，反射出一层冷光，像一块打磨过的石头。
他的双手背在身后，右手握着左手的手腕，手指慢慢收紧，越来越紧，紧到指节发白，紧到青筋暴起。
然后他笑了。
那笑声很轻，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几乎听不见。
但那笑声里没有温度，没有情感，只有一种冰冷的、近乎残忍的讽刺。
“胡适，”他说，声音很轻，像在念一个已经死去的名字。
“胡适之，呵呵呵呵！写两笔搔首弄姿、酸腐文章的臭书生，真还把自己当回事情了！这么大的锅从天而降，就算他胡适之有天大的理由也接不住！当然，背锅的永远也不可能是他胡某人！他懂这个国家有多穷、多弱、多乱吗？发展？！需要发展多少年，才能拿回党国基业？”
他转过身，面对着陈布雷。
月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出他深陷的眼窝、突出的颧骨、紧抿的嘴唇。
他的眼睛很小，但很亮，亮得像两颗烧红的炭，在黑暗中发出灼人的光。
“他在北京，坐在书斋里，喝着茶，抽着烟，翻着洋书，写几篇文章，就说‘裂土割地之策’。好，那我问他——发展，拿什么发展？”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尖锐，像一把刀在磨石上飞速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
他的脸涨红了，从脖子一直红到额头，太阳穴上的青筋像两条蛇在扭动，嘴唇在哆嗦，嘴角的肌肉在抽搐。
“他胡适之要是觉得发展那么容易，让他来！让他来当这个委员长！让他来应付国人！让他来对付共匪！让他来对付那些军阀、政客、买办、地主——让他来！”
他的声音在书房里炸开，像一颗炮弹，震得窗框嗡嗡作响，震得桌上的茶杯晃了晃，茶水溅出来几滴，落在墨绿色的绒布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