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一日，夜，江西南昌，行辕。
这是一座旧式宅院，坐落在南昌城东，背靠一片缓坡，面朝一湾浅水。
宅院是前清一位盐商留下的，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院中有两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人合抱，枝叶繁茂，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又像无数张嘴在叹息。
院墙很高，足有三米，墙头上嵌着碎玻璃，在月光下闪着冷冷的寒光。
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风吹雨打了几十年，棱角已经磨圆，面目模糊，像两个衰老的卫兵，守着这座宅院，也守着宅院里那个手握四万万人命运的人。
宅院深处，一扇雕花木窗透出昏黄的灯光。
那是常凯申的书房。
书房不大，约二十平方米，靠墙摆着一排楠木书柜，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线装书，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一些德文和日文的军事着作——他虽然看不太懂德文，但秘书会翻译给他听。
书柜对面挂着一幅字，是孙中山亲笔写的“博爱”，笔力遒劲，墨迹已有些褪色，但每一个字都像用刀刻在纸上的，棱角分明，不屈不挠。
字幅压着玻璃纸，玻璃纸下压着一张中国地图，比例尺很大，从满洲到海南，从东海到西藏，山川河流、铁路公路、城市乡镇，密密麻麻，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此刻，常凯申站在窗前，背对着书桌，双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
他身穿灰色中山装，领口系得严严实实，风纪扣扣到最上面一颗，领子挺括如刀片，衬得他的脖子越发细长。
他身材瘦削，肩膀窄窄的，脊背微微佝偻，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竹子。他的头剃得很光，露出青色的头皮，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油光。
他的脸狭长，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薄而紧抿，眉心拧着一个深深的“川”字——那是长年累月皱眉留下的痕迹，像刀刻的，再也抹不平了。
他已经站在那里很久了。
久到窗外的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老槐树的影子从院墙这头爬到了那头，久到书桌上的茶水从滚烫变成了冰凉。
他的手里捏着一份电报，电报已经被他捏得皱巴巴的，纸张发烫，边角卷曲，像被火烤过。
电报是张学良从奉天走之前安排人发来的，只有短短几行字：“日寇入侵奉天，东北军殊死抵抗，奈何力量悬殊，日军业已占领奉天，长春、营口、安东等地接连丢失。职守土无方，罪该万死。乞钧座训示。”
常凯申盯着窗外，目光落在院中那两棵老槐树上。
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块块碎银子。
他的目光追随着那些光影，看着它们随着风轻轻晃动，忽明忽暗，忽聚忽散。
他的嘴唇微微动着，像在念叨什么，但声音很轻，轻得连他自己都听不清。
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三下，不轻不重，节奏均匀。
“委座。”门外是侍从室秘书陈布雷的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犹豫，“南京急电。”
常凯申没有回头，也没有应答。他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连呼吸都几乎停止了。
门外沉默了几秒，然后又敲了三下，这一次稍微重了一些。
“委座，王正廷外长来电，说日本领事馆递交了最后通牒，限我们三天之内答复，否则——”
“否则什么？”常凯申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而低沉，像砂纸磨过铁皮。
“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帝国在满洲的权益’。”陈布雷的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背诵一段不愿记住的文字。
常凯申没有立刻回答。
他转过身，走回书桌前，把手里那份电报扔在桌上。
电报飘落在桌面上，像一片枯叶，无声无息。
他拉开椅子，坐下来，椅子发出一声吱呀的呻吟，像在抗议什么。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杯里的茶已经凉透了，茶汤颜色深褐，像中药。
他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舌尖上炸开，他皱了皱眉，把茶杯放下，杯底磕在玻璃纸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
“进来。”他说。
门推开了，陈布雷走进来。
他四十出头，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穿一件深蓝色的长衫，手里抱着一摞文件，步伐轻而快，像一只警觉的鹿。
他是常凯申的首席幕僚，笔杆子，替蒋起草过无数重要的文告和讲话，字字珠玑，句句斟酌。
但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忧郁的神情，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薄而苍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
此刻，他的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在灯光下闪着微光，嘴唇有些干裂，起了一层白皮。
他把文件放在桌上，退后一步，垂手而立。
常凯申没有看文件，而是盯着桌上的地图。
他的目光落在东北的方向——那片广袤的、黑色的、富饶的土地，从长白山到辽东湾，从黑龙江到渤海湾，面积比日本本土还大，煤矿、铁矿、森林、粮食，应有尽有。
但此刻，那片土地上插满了太阳旗，红色箭头从朝鲜半岛出发，越过鸭绿江，像一把烧红的铁钳，夹住了满洲的咽喉。
他盯着那些红色箭头，目光像两枚钉子，钉在地图上。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很慢，一下，一下，一下，像在数着东北五省沦陷的天数。
“布雷，”他开口了，声音依然沙哑，但多了一种奇怪的平静——不是从容，不是镇定，而是一种压抑到了极点之后的、近乎冷酷的清醒，“王正廷怎么说？”
陈布雷推了推眼镜，翻开最上面的一份文件，声音平稳而清晰：“王外长报告，今天下午，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伸一紧急约见他，递交了照会。照会措辞极其强硬，指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破坏东亚和平’，要求中国政府——第一，正式道歉；第二，惩办肇事者；第三，赔偿一切损失；第四，撤走东北境内所有中国军队。限三天之内答复，否则——”
“否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蒋介石接过他的话，声音里带着一丝讽刺，“一切必要手段——什么意思？就是接着打，打到我们服软为止。”
他拿起桌上那份张汉卿的电报，又看了一遍，然后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里。
纸团在废纸篓的边缘弹了一下，滚了进去，落在一堆已经揉皱的纸团中间，像一颗掉进巢里的鸟蛋。
“张汉卿，娘希匹！”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起来，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在断裂前发出最后一声颤音，“数十万大军，几百架飞机，那么多火炮——还没怎么打，就跑的没影了！从奉天出来他能跑哪里去？谁敢接他？除了我常某人，谁敢用它！！！”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脸色从灰白变成潮红，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来，像两条蚯蚓在皮肤下蠕动。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了半米，椅腿在地板上划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他在书房里踱步，皮鞋踩在青砖上，发出急促的、杂乱的声响，像一匹被困在笼子里的马，焦躁地来回走动，蹄子敲打着地面，发出空洞的回响。
“东北五省，”他伸出五根手指，在陈布雷面前晃了晃，“好处从来不想着我，有了问题都来烦！那是五省啊！比日本本土还大！说丢就丢！他张汉卿真是斗胆！！！一毛钱税金我常某人都收不到，麻烦——全都丢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