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了十年出租车,在北京。
这事儿发生的时候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晚上九点多,我在东直门一带转悠。刚过东直门桥,就看见路边有个人在招手。我把车靠过去,摇下车窗,是个中年男人,四十出头,穿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着挺老实的,就是那种你在人群里扫一眼绝对不会多看的普通人。
“师傅,走吗?”
“走。去哪儿您?”
他拉开后门,坐进来,关上门,说了两个字:“大连。”
我愣了一下,回头看他:“您说哪儿?”
“大连。”
我以为我听错了:“大连?辽宁那个大连?”
“对。”
我半天没说出话来。开了这么多年出租,去廊坊的、去天津的、去保定的都拉过,去唐山的也拉过几回。可张嘴就要去大连的,八百多公里,头一回遇见。
我回过头看着他:“大哥,您知道北京到大连多远吗?八百多公里,开过去得七八个小时。”
“我知道。”他说,“师傅,我加钱。你打表,回来空车我也给你算上。”
我从后视镜里打量他。深色中山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就直直地看着我。看着不像坏人,也没什么钱的样子,可说话的语气又挺稳的。
我犹豫了。
他可能看出来我在琢磨,又说:“师傅,我真有急事。家里老人不行了,得赶回去。您帮帮忙。”
我一听这话,心软了。再说我一个开出租的,五大三粗的北京爷们儿,还能让人给办了?
“行吧。”我说。
路边找了个小卖部,我下去买了四瓶水、两包烟。他坐在车上没动,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他就那么直直地坐着,看着前头,也不玩手机,也不东张西望。
上了京沈高速,一路往东开。
开头他还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是大连人,在北京做点小买卖,卖海产品的。家里老娘八十六了,突然就不行了,他姐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去。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也没什么起伏,就像在念课文。
我嗯嗯地应着,心里想的是这趟活儿能挣多少钱。
开到半夜,大概走了四百多公里,快到盘锦那一片了。路上车少,黑漆漆的,两边什么也看不见,就车灯照着前头那一小片柏油路。我正开着,他手机响了。
他从后座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喂?……嗯……嗯……好……知道了。”
就这几个字,挂了。
然后他往前探了探身,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师傅,对不住,咱得掉头回去。”
我眉头皱起来:“掉头?回北京?”
“对。家里有点事儿,没处理完。您看前面找个出口,咱掉头。”
我心里老大不痛快。开了四百多公里了,你跟我说掉头?可我看了看表,表还打着呢,掉头回去也是钱,我也不亏。我说行吧,前面就是出口。
拐出高速,刚下了匝道,他突然说:“师傅,您停一下,我就在这下。”
我一脚刹车,回头看他:“您说什么?”
他指着外头:“我就在这下。”
我往外看了一眼。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连个路灯都没有。这是盘锦郊区的某个出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左边是黑漆漆的田地,右边也是黑漆漆的田地。
“您在这下?”我看着他,“这大半夜的,您下这儿干嘛去?”
他没回答,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递过来:“师傅,真对不住。您别问了。这一百您拿着,空车回去,不亏您。”
我接过来,看了看他。他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就是那种不想多说的样子。可我心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这荒郊野外的,他下车去哪儿?谁来接他?他为什么不让我多问?
但我没再问。人家给了钱,不想说就不说吧。
他开了车门,下去了。我看着他往路边走了几步,没回头,也没往哪个方向去,就那么走进黑地里,没了影。我盯着他消失的方向看了好几秒,什么也没看见,就黑漆漆的一片。
我当时也没多想,调头往回开。
开了几分钟,到了一个岔路口。往右是上高速的匝道,往左是国道。我停了一下,心里那小九九冒出来了——走高速回去,得过路费,一百多块呢。走国道,能省下这笔钱。大半夜的,国道也没啥车,慢是慢点儿,可省点是点。
我一拐弯,上了国道。
开了也就十来分钟,也就抽了半根烟的工夫,前头路边突然有个人在招手。
我吓了一跳。这大半夜的,国道边上,怎么还有人拦车?我把车速放慢,往前凑了凑,是个女的。
我把车靠过去,摇下车窗,路灯照在她脸上——哎哟。
长得是真漂亮。
二十出头,白白净净的,大眼睛,长头发,穿一件浅色的连衣裙,干干净净的,站那儿就跟画报上的人似的。这大半夜的,荒郊野外,这么漂亮一姑娘,一个人站路边拦车?
“师傅,去北京吗?”
她开口了,声音也细,也好听。
我一听,乐了:“去啊,正好回北京。上车吧。”
她拉开后门,坐进去了。
我一边起步一边从后视镜里瞄她。不是我色,是这女的实在太扎眼了,坐咱这破出租里,跟仙女下凡似的。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天,问她从哪儿来,她说从盘锦来,去北京找人。
“找男朋友?”我随口问。
她没回答,就笑了一下。
我看她不想说,也没再问。干这行的规矩,客人不想说的,别瞎打听。
开着开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刚才那茬儿了,随口说:“您猜怎么着?我今儿晚上拉一活儿,一男的非要去大连,开到半道儿又让掉头,给我扔国道上了。您说这事儿闹的。”
后座半天没动静。
我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她正看着我。
“师傅,”她说,“那男的去大连,是接我的。”
我手里的方向盘一抖,车晃了一下。
“您……您说什么?”
她没接话,就那么看着我,从后视镜里看着我。
我后背的汗唰就下来了。我稳了稳神,说:“姑娘,您别开玩笑。他是我从东直门拉的,您是从这儿上的车,您俩怎么……”
她打断我:“大哥,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您把我送回去就行。”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她沉默了几秒,又说了一句:“他是去大连接我的。我们俩有点急事。半道上应该是他老婆把他叫回去了。”
我脑子嗡的一下。
他老婆?他有老婆?这姑娘……这是……
我不敢往下想了。
接下来的路,我一句话都没敢再多问。可我心里头翻江倒海,一直在琢磨——她怎么知道那男的半道上被叫回去了?她怎么知道是他老婆?她说“我们俩有点急事”,什么急事?
我不敢问。
一路开到北京,按她说的地址,到了东城一个小区。我停下车,她开了门,下了车。
我看着她往小区里走,忽然觉得哪儿不对劲。
她的脚。
她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好像……没着地。
就那种飘飘忽忽的,脚底跟地面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就那么飘着往前走。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再看,她已经走到小区门口了,走进去了,没了。
我愣在那儿半天,心跳砰砰的。
可能是我看错了。太累了,眼花了。对,肯定是眼花了。
我看了看表,一点多了,该收工了。
回到家,我躺下就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照常数钱。开了这么多年出租,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昨天一天的流水数一遍,捋平了,叠好,存起来。
我从腰包里把那一沓钱掏出来,一张一张数。
十块,二十,五十,一百。
数到一张一百的时候,手感不对。
我拿起来对着光一看——脑子嗡的一下,整个头皮都炸了。
冥币。
那是一张冥币。
我的手开始抖。把那一沓钱全翻出来,一张一张地翻,又翻出一张。两张冥币,一张是那男的给的,那张一百的,他下车时递给我的。一张是那女的给的,她下车时付的车费。
两张,都是冥币。
我捏着那两张纸,手抖得厉害,心跳砰砰砰的,嗓子眼儿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我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然后蹲在地上,把那两张冥币摊开,盯着看。
黄色的纸,红色的印,上头写着“冥通银行”,印着阎王爷。
我想起那男的,上车时穿的那身中山装,那款式好像有点老,像好多年前的那种,领子高高的,扣子系到最上头。
我想起他说话的样子,没什么表情,声音低低的,像念课文。
我想起那女的,下车时飘着走的脚。
我想起她说的话——“他是去大连接我的。”
我他妈拉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把那两张冥币用打火机烧了,扔马桶里冲了。冲完之后蹲在那儿半天,腿软得起不来。
后来我跟几个开出租的哥们儿聊这事儿。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趴活儿,一块儿抽烟,一块儿侃大山。我把这事儿跟他们讲了,他们听完脸色都变了。
有个老司机,姓王,抽完一根烟,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说:“老刘,你听我一句劝。那小区,你别去了。那一片儿,你也少去。这东西要真缠上你,麻烦大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开了二十多年出租,这种事听得多了。有些东西,你不惹它,它不惹你。可你要是惹上了,想甩就难了。
我听了他的,有大半年没往东直门那边去,那小区更是绕着走。每次路过那一片儿,我都提前绕道,宁可多绕几公里。
时间长了,这事儿也就慢慢淡了。
两年后的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那天晚上我收工晚,开着开着车,就到了那个小区门口。等我反应过来,车已经停那儿了。我坐在车里愣了一会儿,心想来都来了,下去抽根烟吧。
小区门口停着好几辆出租,司机们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也下了车,跟他们凑一块儿,递了根烟。
聊着聊着,不知道谁起的头,聊起鬼故事了。有个年轻的司机讲他昨天看的电影,说挺吓人的。另一个说电影都是假的,真事儿才吓人。
我嘴欠,也跟着聊,聊着聊着就把我那事儿给讲出来了。
“我跟你们说个真事儿,”我说,“两年前,我拉过一活儿。一男的去大连,开到半道儿掉头,把我扔国道上了。然后我在国道又拉一女的要求北京,送到这小区。结果第二天一数钱,两张冥币。”
那几个年轻的听着,有人笑,有人撇嘴,说老刘你编的吧。
就一个人没笑。
是个老司机,姓什么我忘了,五十多岁,在这片儿趴活儿趴了十来年了。他一直盯着我看,眼神儿不对。
“老刘,”他说,“你刚才说那话,是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啊,怎么了?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说:“你跟我过来。”
他把我拉到一边儿,离那几个人远点儿,压低声音说:“我老丈杆子就住这小区。这小区的事儿,没有我不知道的。”
我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大概十二三年前,”他说,“这小区出过一档子事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又往四周看了一眼,声音压得更低了。
“有一男的,就住这小区里,北京人,看着挺老实的,有老婆。他在大连那边搞了个对象,是那边歌舞团的,跳舞的,年轻,漂亮。”
我听着,心里开始发毛。
“后来有一天,”他说,“他老婆出差,去上海。走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老婆回来了。一开门——你猜怎么着?”
我没说话。
“一开门,看见屋里躺着俩人。她老公,还有一个女的。都死了。”
我嗓子发紧,说不出话。
“法医来了,说是中毒死的。面汤里下的毒,俩人一人一碗,全死了。后来大家伙儿分析,八成是那女的知道他有老婆,趁他老婆出差,从大连跑过来找他。她带着毒药,逼他喝,自己也喝了。殉情。”
他说完,看着我。
“老刘,那男的,那女的,死了十二三年了。”
我站在那儿,腿都软了。
“那男的长什么样?”我问他。
他说:“普通样,四十来岁,穿衣服挺老派的,爱穿中山装。”
我又问:“那女的长什么样?”
他说:“漂亮。特别漂亮。听说以前是跳舞的。”
我没再问了。
我靠着车站着,抽了半根烟,手一直在抖。
那天晚上我怎么回的家,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后来我再也没开过出租。
不是迷信。是我一想起来就后脊梁发凉——那天晚上,我拉着两个人,跑了八百多公里。他们坐在我后座上,跟我说话,给我钱。
可他们早就死了。
那个男的去大连,是去接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从大连来北京,是来找那个男的。他们约好了,要在那个男的家里见面。
可他老婆突然出差回来了?还是他老婆根本就没出差?那个电话是谁打的?那个男的半路下车,是真的有事,还是他发现了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我知道一件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小区。
一次都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