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但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五十年殖民统治留下的伤痕，远未愈合。
南华征倭军团人事处副处长刘瀚海，带着一队人来到台北。他们的任务是：招募懂日文的台湾知识分子，去日本担任基层管理者。
招募点设在台北公会堂，门口排起了长队。
来的人五花八门——有穿着长袍的私塾先生，有西装革履的银行职员，有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还有穿着破旧工装的劳工。
南华派来的军官刘瀚海，他懂日文，被派来负责招聘；他坐在桌前，面前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姓名？”
“林文雄。”
“年龄？”
“三十三。”
“哪里人？”
“台北。”
“懂日文吗？”
林文雄用流利的日语说：“懂。在台北高等学校读过书，日语和中文都会。”
刘瀚海点头，继续问：“你家里有人被征到大陆吗？”
林文雄眼中闪过痛苦：“我弟弟，1943年被抓去南洋和美国人打仗，在海南岛战死了。”
刘瀚海沉默片刻：“想报仇吗？”
林文雄咬牙：“想。”
“那就去日本。帮我们管理日本战俘，让日本人付出代价。”
林文雄用力点头：“我去！”
刘瀚海在档案上盖了章：“好，录用。先去培训，然后分配工作。”
南华在台湾招募了三千多名懂日文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共同点是：家里有人被强行抓壮丁，征到太平洋战场服役，和日本有血仇。这些人，将成为南华占领区最可靠的管理者。
东京。
战后的东京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废墟和饥民。但在东京湾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一群特殊的人正在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他们是战争期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
战争结束了，他们自由了，但很多人没有选择回国。他们留了下来，等待一个机会——一个报仇的机会。
南华征倭军团负责人事的军官赵友，带着人来到这个难民营。
他站在简陋的讲台上，对
“同胞们，我是南华征倭军团的。我知道你们都是被日本人抓来的劳工，受尽了苦。现在战争结束了，你们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下来。”
台下鸦雀无声。
“如果留下来，南华给你们一个机会——当警察，在日本占领区给我们当警察。帮我们管理日本人，看着日本人赎罪。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人群中爆发出议论声。
一个中年的老工人站出来，他的左眼瞎了，右手只剩三根手指。
“长官，你说的是真的？我们能报仇？”
赵友看着他，心中涌起酸楚。这个老人，一看就是在矿山里受尽折磨的。
“真的。只要你愿意，就留下来。日本人怎么对你们的，你们可以加倍还回去。”
老人老泪纵横：“好，我留下。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死了也要拉几个日本人垫背。”
另一个年轻工人站出来：“我也留下！我爹死在北海道煤矿里，我要替爹报仇！”
第三个、第四个……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
南华在日本的各个难民营里，招募了约一万名中国劳工。他们中很多人残疾，很多人有病，但他们眼中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这些劳工，先体检并调理身体后，被编入南华占领区的准军事化警察队伍，成为基层的执法力量。
福冈。
南华征倭军团总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建立高效的占领区管理体系。
周启华坐在主位，身边是方鼎英、王桢、周成德等主要将领。他们面前，摊着厚厚的招募名单。
“诸位，”周启华说，“我们招募了三类人：冲绳的、台湾的、大陆劳工的。三类人各有特点，也各有弱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最大效能。”
王桢沉吟道：“三类人互不隶属，正好可以互相监督。”
“详细说说。”
“冲绳人，虽然被日本统治七十年，但他们很多骨子里还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他们和日本人有仇，但和中国人感情也不深。让他们当基层管理者，他们会卖力，但也要防着他们和日本人勾结。”
周启华点头。
“台湾人，懂日文，受过教育，和日本有血仇。他们是最可靠的中层力量。”
“大陆劳工，最惨，也最恨日本人。他们是基层的警察，直接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和台湾人、冲绳人，互相制约。”
方鼎英补充道：“对，三角监督。三层互相制约，谁也不敢乱来。”
周启华拍板：“就这么办。前期冲绳人一千多，当基层管理员；台湾人三千多，当行政人员；大陆劳工一万多，当基层警察。再征调一批老兵，充实警察队伍。”
南华占领区大规模征调行动继续展开。
福冈警察学校。
这所学校原先是日本警察培训中心，现在被南华征用，用来培训新招募的占领区警察。
第一批学员，共三万人。他们分成三个部分：
一万冲绳青壮年；
两万台湾懂日文的青壮年；
以及五千从劳工中挑选的年轻力壮者；
此外，还有五千名从国内招募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日语培训，准备担任中层管理职务。
开学典礼上，周启华亲自训话：
“你们，从今天起，是南华占领区的警察。你们的任务是：维持治安，管理战俘。”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和日本人有仇。日本人犯的罪，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台下，三万双眼睛注视着他。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南华的人。你们的家人，南华会照顾。你们的功劳，南华会记住。你们的仇恨，南华会替你们报。”
“南华万岁！”有人带头喊。
“南华万岁！”三万人齐声高呼。
第一批警察毕业，被分配到南华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乡镇、村庄。
他们穿着南华警察的深蓝色制服，戴着九星向日徽章，腰间别着警棍和手枪。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管理日本人，看着日本人赎罪。
在福冈的街头，一个台湾警察拦住了一个日本男人。
“证件。”
日本男人战战兢兢地掏出身份证件。
台湾警察看了看，问：“你当过兵吗？”
日本男人犹豫了一下：“当过。”
“在哪支部队？”
“第16师团。”
台湾警察眼中闪过寒光：“第16师团？南京大屠杀的部队？”
日本男人脸色煞白：“我……我只是普通士兵，没杀过人……”
“有没有杀过人，法庭会查。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两个冲绳警察上前，把那个日本男人押走了。
日本男人回头看了一眼，看到的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
那些面孔，有中国台湾人，有琉球人，有中国内陆人——都曾经是日本统治下的“臣民”。
如今，他们是管理者，他是被管理者。
世界，真的变了。
当南华占领区的管理体系初步建成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招募行动，正在中国各地展开。
招募的目标：懂日文的知识分子。
招募点的宣传很简单：“去日本报仇！当官！管日本人！”
消息传出，报名者如潮。
在上海，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教师报了名。
他叫陈文渊，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六年，日语流利。抗战期间，他的父母被日军杀害，他自己逃到大后方，当了中学教师。
“陈先生，您条件很好，可以直接录用。”招募官说。
陈文渊点头：“我要去日本，我要看着日本人赎罪。”
在北平，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报了名。
她叫张晓梅，在燕京大学学日语，还没毕业就赶上战争结束。她的未婚夫，死在淞沪会战。
“张小姐，您的日语水平怎么样？”招募官问。
张晓梅说：“学了两年，日常对话还行。”
招募官沉吟片刻：“您和日本有仇？”
“有。未婚夫死在日本人手里。”
“好，录用。先去南华培训半年，把日语练好，然后去日本。”
在重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先生报了名。
他叫李翰文，曾在日本留学十年，回国后当了外交官。他的女儿，死在重庆大轰炸里。
“李先生，您是资深外交官，日语肯定没问题。我们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招募官说。
李翰文点头：“我不当官，我只要看着日本人受审。那些战犯，我要一个个看着他们上绞刑架。”
南华在国内招募了约一万余名知识分子。他们中，真正懂日文的只有八百余人，其他人都是临时抱佛脚，报名后才开始学日语。
招募条件放宽了——只要和日本有仇，愿意学日语，背景清白，就优先录用。
这批知识分子，被分批送往日本，在福冈的培训中心接受为期三到六个月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日语强化、行政管理、法律知识、占领区政策。
他们中，有从军经历的被调到各地警察局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有行政经验的被分到各市政府担任管理者；有法律背景的被分到战犯法庭担任司法人员。
李翰文主动要求下，他被任命为福冈战犯法庭的首席法官助理。
上任第一天，他就主动早起晚睡加班，找出当年在重庆上空指挥轰炸的日军航空兵，并看着他们被枪毙；甚至，他自己几次亲手枪决了一些军官。
南华占领区的管理体系基本成型。
最高层：南华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
中层：各城市、各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部门负责人由南华军官和从国内招募的知识分子担任。台湾知识分子担任副职和重要职务。
基层：各乡镇、各街道的行政管理和警察系统。台湾人、冲绳人担任基层管理员，大陆劳工担任基层警察。
周启华向父亲周青云，电报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报告中写道：
“南华在日本的占领区已建立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共录用冲绳人基层管理员一千二百人，台湾知识分子三千二百人，大陆劳工警察一万一千人，国内知识分子一万零五百人。另征调冲绳青壮年三万人、台湾青壮年六万人、大陆劳工幸存者一万人，组成准军事化警察队伍，约十万人。”
“占领区治安良好，战犯搜捕有序进行，工业拆迁接近完成，日本民众逐渐接受现实，占领区将完全稳定。”
周青云电报回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本人当初怎么对我们的，我们现在怎么对他们。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