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许可证的消息，总在你觉得有点暖意时骤然袭来。

    

    这一次，依旧是坏消息：平米数不够。我的店实测只有28.5平米，而规定必须达到30平米才能办理！我简直要疯了！为什么就差这微不足道的一点五平米？为什么命运连这点缝隙都要卡死？

    

    我冲进鲍经理办公室，声音因激动而发颤：“鲍经理，平米不够！就差一点五！能不能想想办法？把隔壁闲置杂物房的墙往里推一点点，凑够三十平？租金我加！”

    

    鲍经理皱着眉头，用力揉了揉太阳穴，坚决摇头：“小乔，这不行。墙是承重结构，不能动。”他叹了口气，语气里透着一股疲惫，“弄不来。你走吧。把这几个月房租结了，剩下的我退你。我只能做这么多了。”

    

    “那不行！”我被他的推脱彻底点燃，声音猛地拔高，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租的时候，是你拍着胸脯答应帮忙办证的！现在是你办不下来，不是我不租！要么，你想办法把证办下来；要么，全额退我房租，我立马搬走！不然，我就这么耗着！”说完，不管他瞬间黑沉的脸色，转身摔门离开。那声巨响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是我心里某根弦彻底崩断的声音。

    

    晚上七点后，我照旧“打擦边球”，悄悄打开店门营业一小会儿。阿杰会过来帮忙。我知道鲍经理脸色难看，但我不在乎了，不全额退钱，我绝不离开。这成了我仅剩的、可怜的坚持。

    

    但心里也明白，硬耗不是办法。

    

    白天，我让阿杰陪我去更偏远的地方看房子。四环外，城乡结合部，房租便宜，但人流稀落得让人心慌。大栅栏附近倒有铺面转让，可那高昂的转让费像座山，鲍经理那边不退钱，我手里的钱根本不多。之前给妈妈汇回去的钱，我从未想过要回来。

    

    日子就在这种僵持、焦虑和盲目寻找中，一天天磨损过去。

    

    刘浩大多在晚上开车过来接我。有一次，他看着我这间灯光昏黄、麻烦缠身的小店，忽然说：“要不，把店关了吧。来我那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

    

    我跟着他去看了地方。环境杂乱，铺位空着，卷帘门半锈。站在那完全陌生的街头，一个问题尖锐地刺进心里：去他那边？离开北京城里这个“中心”的方寸之地，折腾这一大圈，我离开家乡所追寻的，又算什么？

    

    那一刻，一个清晰的念头冒了出来：如果最终只能落脚在这样的地方，我还不如……干脆回内蒙去。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却像颗冰冷的种子，落在了心里。

    

    冲突爆发在一个寻常的晚饭时分。我和刘浩在饭馆吃饭，李元昊的电话打了进来。屏幕亮起，震动。刘浩坐在对面，看到了。

    

    “电话响了。”他说。

    

    我拿起来直接关机。“没事。”我把手机塞回包里。

    

    “谁？”他放下筷子。

    

    “要你管！”最近的憋闷和烦躁顶了上来。

    

    他站起来，一把抓过我的包，掏出手机。“谁啊，还关机？”他盯着我，眼神沉了下去，“和陈梦一样，踏着两只船？”

    

    “随你怎么想！”我伸手去抢，“给我电话！”

    

    他没松手，拇指按下了开机键。屏幕亮起，信号恢复，电话再次震动起来——还是李元昊。我扑过去揪扯，他侧身避开，手臂扬起，滑动接听，按下了免提。

    

    “喂……？”李元昊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在骤然安静的小隔间里清晰无比。

    

    血液冲上头顶。我猛地抓过手机，指甲抠进后盖缝隙，“咔嚓”一声掰开，抠出那张小小的SIM卡，然后把手机用力丢回到刘浩怀里。

    

    “还你。”我说，声音冷得像冰。然后，转身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身后一片寂静。他没有追出来。

    

    回到宾馆，杨姐喊我：“有人给你打电话，让你回电话。”我用金三星前台的电话打了回去。

    

    李元昊问：“怎么了？不接电话？”

    

    “电话丢了。”

    

    他说：“过几天我回北京，回去见你。”

    

    “嗯。”

    

    一天后的中午，我和小汪汪，还有宾馆的杨姐，三个人在我店里拉着帘子聊天。外头阳光正好，透过帘子缝隙漏进几缕光柱，浮尘在光里慢慢打着旋。话刚开了个头，就听见外面有刹车和关车门的动静。

    

    没等我们反应，脚步声径直朝着小屋来了。帘子被猛地掀开，穿着制服的人站在门口：“查暂住证！”

    

    我心里一沉，把那个深蓝色小本子递过去。他翻开看了看：“营业执照？”

    

    “没有。”

    

    “收拾东西，上车。”

    

    我转向小汪汪和杨姐：“她俩就是宾馆的客人，过来聊天的。带走我可以，跟她们没关系。”那两人脸色发白，对视一眼，趁警察注意力在我身上，立刻低头快步溜了出去。

    

    我没看她们，转身从床上拿起钱包，套上外套。动作很慢。钥匙在手里握了一会儿，冰凉的。然后我走出去，把钥匙放在宾馆前台上。杨姐看着我眼睛红了。她上前一步，用力抱了抱我，声音压得很低，带着颤：“先走，别怕。我……我给鲍经理打电话。”

    

    流程和上次几乎一样，只是这次多关了一晚上。铁门合上的声音，走廊里的脚步声，同屋人麻木或惊慌的脸……熟悉得让人心里发毛。别人还是说：“你运气‘真好’，内蒙线那么少，偏让你赶上了。”

    

    这次，交钱也不让回北京了。一辆车把我们几个人拉到北京站，坐上车一路向西北。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荒野，最后是望不到边的、枯黄的山地。乌兰察布。接收点在一排低矮的平房里，又黑又冷。我们五个人被推进一间屋子，门在身后锁上。空气里有股浓重的霉味和尘土味。角落里堆着几床颜色污浊的被子。

    

    没人去碰那些被子。

    

    起初是沉默，只有压抑的抽泣。不知是谁先起的头，我们开始唱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声音很小，断断续续，跑调得厉害。后来声音大了，唱着唱着就哭，哭累了又接着唱，骂几句，再笑几声。像一群被困在绝境的疯子，用最后一点力气制造声响，对抗这吞噬一切的黑暗和寂静。

    

    那一晚，就这么胡闹着、颤抖着挨过去了。

    

    天蒙蒙亮，有人来叫名字。交钱，签字，然后被推出大门。站在清冷的晨风里，回头看那排沉默的平房，像做了一场混乱而冰冷的噩梦。

    

    我又一次回到了北京。洗澡，水流很烫。吃饭，味同嚼蜡。然后倒头就睡，睡得昏天黑地。

    

    醒来后，阳光刺眼。我看着镜子里的人，眼神空茫茫的。

    

    我转身向金三星走去，推开鲍经理办公室的门。

    

    “老乡，”我的声音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疲惫的笑意，“求你了。你说的办证，就是让我两次被收容、被遣送。租你们的房子开店，让我受这罪。不然，你把证办下来；不然，全额退我钱。这个地方，我一天都不待着了。”

    

    和金三星，到此为止。

    

    老乡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这个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

    

    “孩子，”他开口，声音放缓了些，“这几个月我也看在眼里。我劝你一句，回去吧。别搁这儿折腾了，踏实回家嫁人，等有钱了，来北京消费。这地儿，没那么好混。”他顿了顿，“我给你打个报告试试，批不批，我不知道。你先回去等着吧。吃饭……就过来吃。”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那间让我充满希望又最终绝望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