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手的不止是知青们，还有道路两旁送行的亲人们，

    一个个眼眶都红着，手挥得跟蒲扇似的。

    院里的人也还站在原地瞅着，张婶抹了把眼角的泪珠子，跟身边的郑家婶子小声念叨：

    “幸亏我家姑娘免下了，这年月，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啊！听说怀柔那边去年接的知青，

    坐大卡车去的，一路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住的土坯房还漏风呢，大冬天的可咋熬？”

    刘清儒望着远去的客车，眉头皱着，心里不知在默想着什么：

    这客车载走的不光是闫家兄弟，还有无数年轻人的青春。

    未来十年，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离别，社会也会经历更多的动荡。

    不过他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等到 1978 年之后，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工厂会恢复正常生产，知青会陆续返城，人们的生活也会逐渐走向稳定。

    只是这十年的煎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漫长的考验。

    他转头对家里人说：“走吧，咱回家吃早饭去，吃完了该干啥干啥，日子总得过下去。”

    往回走的时候，能看见巷子里的人家陆续开了门，有人端着痰盂出来倒，

    嘴里还嘟囔着 “这天儿可真够冷的”；有人拿着扫帚清扫门口的积雪，扫帚划过青石板路，

    发出 “沙沙” 的声响，还一边跺了跺脚上的雪。

    一家早点铺的门帘 “哗啦” 一下彻底掀开了，掌柜的探着身子吆喝：

    “热粥、油条嘞！刚出锅的，趁热吃！”

    声音在巷子里回荡，热气从铺子里涌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裹着食物的香气，慢慢飘远。

    不管未来多艰难，日子总得一天天过下去。

    刘清儒心里清楚，他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保护好家人，熬过这艰难的十年。

    无论寒冬还是离别，都不能阻挡时间向前的脚步。

    转眼 1969 年的春节就过去了，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节奏。

    巷子里的人家依旧早早起床，排队买粮、买煤，队伍排得老长，

    有人还在队伍里唠嗑，张婶儿拍着李大妈的胳膊：

    “吃了吗您奈？昨儿个孩子从乡下捎来的棒子面，回头给您匀点儿！”

    李大妈赶紧摆手：“别介别介，我家还有呢，劳驾您惦记着！”

    扫帚划过青石板路的 “沙沙” 声，每天清晨准时响起，跟闹钟似的。

    祁大爷握着扫帚柄，腰杆挺得笔直，一下下扫得仔细，连个碎纸片都甭想藏在背旮旯儿。

    只是偶尔会有消息传来：哪家的孩子被分到了外地的农场，家里人哭了好几天，

    眼泡肿得跟桃儿似的；哪家的亲戚从乡下寄来了一袋红薯，街坊们都凑过去瞅新鲜，

    刘婶儿扒拉着红薯念叨：“嚯！这红薯可真瓷实，熬粥准香！”

    还有人说家里的孩子来消息了，那边安排都挺好，吃住都有地儿，让家里人放心，

    说这话时脸上都带着点儿笑意，眼角的褶子都透着松快。

    夏天的时候，北京下了几场大雨，巷子里积了水，都快没过脚踝了。

    街坊们一起扛着沙袋堵在门口，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汗珠顺着下巴颏儿往下滴，生怕雨水灌进屋里。

    在这样忙碌的日子里，院里那位躺炕上一整个冬日，又熬过一整个春日，

    最终没挺过夏日的聋老太太，还是走了。

    院里人简单给她办了个送别仪式，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只是没过几天，老太太那间留给何雨柱的屋子，他瞅都没瞅一眼，直接就送给了何雨水。

    他往门框上一靠，双手揣在裤兜里，满不在乎地说：“我就一光棍，要这么多房子干啥？

    拾掇起来还麻烦呢！还不如给自家妹妹何雨水，让她跟刚出生的小外甥住得宽敞点，

    来得实在！”

    这件事也没引起什么波澜，房子是人家的，人家想送谁就送谁，谁也管不着。

    也就闫埠贵看着直搓手，心疼得不行，嘴里小声嘟囔：

    “这傻小子，这么好的房说送就送，真是……”

    刘海中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嘴上却没敢说啥，怕自讨没趣。

    秋天的时候，粮店的供应稍微松了些，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能买到的粮食买回来，

    存起来过冬，粮袋子堆得屋里到处都是，连下脚的地儿都快没了。

    转眼就到了 1970 年开春，巷子里的积雪开始融化，顺着墙根往下淌水，滴滴答答的，

    墙角的小草冒出了嫩芽，嫩生生的，透着股子劲儿。

    院里的老槐树、石榴树也都有了点绿意，枝丫上冒出小小的绿芽，

    让猫了一整个冬天的人们，觉得日子又有了生气。

    只是人们聊天的时候，话题多了些关于轧钢厂的议论 —— 这是院里人最关心的事，

    厂子的变动，关系着院里好几户人家的生计，聊起来都带着股子紧张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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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声都比平时小了几分。

    其实从 1969 年下半年开始，轧钢厂就有了变动的苗头。

    先是厂里的技术科被撤了，几个老工程师被调到了车间干活。

    刘清儒认识的李工程师，以前专门负责设备检修，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

    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后来每天都得扛着铁棍去搬钢材，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眼镜片上都沾了不少灰，看着就没了以前的斯文劲儿。

    到了 1969 年底，厂里又下了通知，要 “精简人员”，一部分工人要被分到外地的分厂去。

    消息传出来那天，巷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连平时爱逗闷子的人都没了精神 ——

    巷子里很多人都是轧钢厂的工人，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

    要是被分到外地，一家老小的日子可怎么过？

    当然，要被分配出去的都是车间里有技术的年轻人，跟刘清儒他们这些搞后勤的没关系，

    他心里也松了口气，暗自嘀咕：“得亏家里人都是搞后勤的，不然这事儿还真麻烦。”

    开春后，轧钢厂的最终通知下来了：厂里分配出去了二十多人，

    大多都被分到了河北和临近几个县的分厂。

    送分配工人走的那天，厂里还搞了个欢送仪式，操场上搭了个简易的台子，

    挂着 “响应号召支援分厂，扎根一线奉献青春” 的红绸子，

    旁边还立着几面红旗，风吹得 “哗啦” 响。

    革委会主任李怀德穿着笔挺的干部服，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攥着个演讲稿，

    他迈着大步走上台，先清了清嗓子，声音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同志们！

    今天把大伙儿召集在这儿，是为了送咱们轧钢厂的骨干力量去支援外地分厂建设！

    这不是普通的调动，是响应国家号召，是革命任务！你们能被选中，

    是厂里对你们的信任，是你们的光荣！”

    他顿了顿，眼神扫过台下，见有人低着头，肩膀耷拉着，提高声音又说：“怎么着？

    还有人不乐意？告儿你，这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咱干革命工作，就得有舍小家为大家的觉悟，别总惦记着家里那点儿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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