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室长,真正在上面的人,他现在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要再问了。无论你在哪里都不要问,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了,你好好读书。其他的事等你回来再说。无论你选择回来还是不回来,我都能理解,也尊重你的决定。”
听筒里传来忙音,嘟——嘟——嘟——
露娜将话筒放回座机,站在玄关盯着墙上自己的影子。善律从院子里跑进来,球夹在腋下,额头全是汗:“姐,谁打的电话?”
“一个长辈。”
“说什么了?”
“说我们可以回去了。”
善律愣了一下,抱着球转身跑回房间,门关上了。
露娜走进客厅,父亲仍站在窗边,双手背在身后,盯着窗外的柠檬树。
母亲从厨房走出来,围裙上沾着油渍,手里握着锅铲:“林室长说什么了?”
“他说我们可以回韩国了。”
母亲的手垂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什么时候?”
“毕业后。”
母亲点了一下头,转身回到厨房,锅铲翻炒的声音再次响起,油在高温下嘶嘶作响。
露娜上了楼,推开自己房间的门。窗户开着,晚风从纱网缝隙钻进来,将书桌上的几张纸吹到了地上。
她弯腰捡起,是斯坦福的申请材料,个人信息栏已填好,特长一栏写着“射箭”。
床头柜上放着橙色药瓶,她拧开瓶盖,倒出一粒白色药片置于掌心。窗外,夕阳已沉到柠檬树冠之下,院子里的光线从金黄转为灰蓝。
善律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妈,晚上吃什么?”母亲回了一句什么,没能听清。
露娜将药片放回瓶中,拧紧瓶盖。
三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足够让人习惯另一种语言、气候与生活,短到当“可以回去了”这句话落下时,第一反应并非喜悦,而是慌乱。
她不知道自己在慌什么。是怕回去,还是怕回去后发现韩国已不再属于自己,又或者怕发现自己也不再属于韩国了。
十六岁的自己在首尔深夜里用键盘敲出的声响——她从公开资料中一条条挖出的碎片,至今仍躺在U盘里——十六岁的女孩花了几百个小时做这件事,并非为了有用,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在这件事上,她从未只是站在一旁旁观。
善律在楼下敲门:“姐,吃饭了。”
“来了”,她将U盘塞回抽屉,关上。
晚饭是母亲做的泡菜汤和煎鱼。善律吃了两碗饭,说起学校数学老师当天发了火,把作业本摔在地上,只因一半的人没完成作业。父亲问了一句“你写了吗”,善律答说写了,便低头喝汤不再言语。
母亲给露娜夹了一块鱼腹上的肉:“克莱尔的妈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你申请的斯坦福,她们家克莱尔也在,还说以后你们可以住同一间宿舍——你怎么没跟我说报了斯坦福?”
露娜咽下鱼肉:“忘了。”
母亲瞥了她一眼,这顿晚饭吃了四十分钟。善律吃完先跑了,父亲将碗筷收进厨房,母亲坐在餐桌边喝最后一碗汤。
“妈,林室长说,毕业后我们可以回韩国。”
母亲端起碗喝完最后一口汤,放下碗。嘴唇上沾着泡菜汤的红油,她抽纸巾擦了擦:“你回去吗?”
“你呢?”
母亲没有回答,拿着碗筷走进厨房,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声灌满了整个屋子。
夜里,露娜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仍是斯坦福的申请页面,她盯着“提交”按钮,光标在上方闪烁了两下,她没有点击。她另开一个浏览器窗口,搜索“韩国大学国际学生招生”。
页面刷新出来,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SKY三所名校,曾是世和女高的同学们削尖脑袋都想挤进去的地方,她当年也曾向往。如今呢?她不知道。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克莱尔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句:“斯坦福的申请你交了没有?”
露娜盯着那行字,打了几个字删掉,再打再删,最后只回了一条:“还没有。”
“为什么?”
“在想。”
“想什么?”
她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打下一行字又删掉,最终将手机扣在桌上,关灯躺来将被子拉到下巴,脸埋进枕头里,柔软的织物吸走了所有呼吸声。
明天还有早课,后天也有,后天之后依旧有。直到六月,直到毕业,直到不知何时会到来的“回去”。在这之前,她还要站在这里,站在加州的阳光下,站在约巴林达的这栋房子里,站在柠檬树、红杉公园与盐湖城的所有记忆中间,把每一天过完。
一天一天地过,如同拉弓:拉开、瞄准、击发。一支箭接着一支箭,无论靶心在何处,无论风从哪个方向吹,无论身后有没有人在看,无论七十米外的红点是静止还是在移动。
晚上,露娜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父母正坐在餐桌边。父亲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绿卡申请的进度页面,进度条停在“指纹采集已完成”这一栏。
母亲靠着椅背,手里捏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我决定了。”露娜站在楼梯口,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
父亲抬起头,眼镜反着顶灯的光,看不清眼底的情绪。
“毕业后我回韩国。”
母亲手里的杯子顿了一下,咖啡液面晃了晃,险些溅出来,“你说什么?”
“我回韩国,不跟你们继续留在这里了。”
父亲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知道。”
“你一个人回去,住哪里?吃什么?谁照顾你?”
“我已经十八岁了。”
“十八岁不代表你什么都行。”
露娜太熟悉这个腔调了,在首尔的时候,每次他喝酒回来跟母亲争吵,都是这样的语气,“我没有说自己什么都行,我只是要回去。你们可以不回,我已经成年了,不需要监护人签字。”
母亲放下杯子,咖啡溅出来一小点,落在桌面上,“你疯了。”
“我没疯,我只是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待在这里怎么了?吃穿不愁,学校好,还有射箭比赛。你说过你喜欢克莱尔,喜欢教练——”母亲的声音越说越急,尾音往上飘,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弦,随时都会崩断。
“我喜欢这里,但这不代表我要永远留在这里。”
父亲的拳头砸在桌上,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跳了一下,鼠标滑到了边缘,“你回韩国能干什么?高考?你多久没碰过韩国课纲了?你知道修能考试考什么吗?”
“我可以复读,可以考国际学部。总会有办法的。”
“有办法?”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你有什么办法?你一个人在首尔举目无亲,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奶奶去世了,大伯在釜山,你——”他停下来,胸膛剧烈起伏,像一只被困在笼中、四处撞击的兽。
露娜没有退让,目光平静地迎上去:“我在首尔住了十六年。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并非举目无亲。那里有我的根,你们的根也在那里,只是你们不想回去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最柔软的地方。父亲的脸涨红了,嘴唇抖了两下,终究没能说出话来。母亲的眼圈泛红,低下头,盯着洒了一半的咖啡,水珠顺着杯壁继续下滑,无声地融进桌面的渍迹里。
善律从走廊的阴影里走出来,不知道站了多久,手里还攥着铅笔,笔芯断了,在指腹上留下一道灰黑色的痕迹。
“姐,你走了,谁教我做题?”
露娜蹲下来,与弟弟平视。她每天住在这个家里,却没有好好端详过弟弟的脸。
“你自己学,你学得比我好。”
善律把铅笔换到另一只手里,指尖的灰痕蹭到了掌心,“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露娜转身上楼,关门之前,母亲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厚重水幕:“你就这么走了,以后会后悔的。”
门关上了,将那句话挡在了门外。
第二天,克莱尔开车来了。银灰色的丰田4runner停在路边,引擎盖被太阳晒得发烫。露娜坐在副驾驶,把座椅靠背调到最后,两条腿搭在仪表盘上。克莱尔瞥了她一眼,没说“把腿放下来”,只是伸手打开手套箱,拿出一袋薯片撕开,递了过来。
“你真的决定了?”
“决定了。”
克莱尔把薯片袋子往露娜那边倾了倾,碎屑从袋口滑出来,落在座椅之间的扶手箱上,“你爸妈怎么说?”
“反对。”
“反对到什么程度?”
“我父亲拍了桌子。”
克莱尔嚼着薯片,喝了口水,拧上瓶盖,“你母亲呢?”
“她说我会后悔。”
克莱尔没有接话,把薯片袋子折了两折,用夹子夹住,扔回手套箱。发动车子时,空调开到最大,出风口对着挡风玻璃吹,把上面的灰尘吹得漫天飞舞。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车子驶上五号公路往南,一个小时后拐进一条岔路,两侧的红杉树拔地而起。
露娜认出了这个地方——洪堡红杉州立公园,两年前她们来过。
克莱尔把车停在露营地旁的停车场,熄了火,下车沿着熟悉的步道往深处走。
走到最大的红杉树前,她停了下来,仰头盯着树冠,红发散在背后,被风吹得肆意飞扬,“你还记得吗?两年前我们在这里说过,要一起走到世界的最高处。”
“记得。”
“你当时说了‘跟’。”
“我记得。”
克莱尔转过头,蓝眼睛在树荫下颜色变深了,“你现在还跟吗?”
露娜伸手摸了摸红杉树的树皮,粗糙的纹理硌着掌心,上面附着苔藓,湿湿凉凉的:“我不知道,也许跟不了那么远了。”
克莱尔脸上没有失望,只是点了一下头,把红发拢到耳后,“那我先走一步。”
露娜靠在树干上,双手插进口袋。“你的委内瑞拉行程定了?”
“定了。下个月出发,安赫尔瀑布,世界上最高的瀑布,九百七十九米。从山顶到水潭的垂直落差,自由落体差不多十五秒。我跟三个朋友一起去,都是玩极限运动的。有一个从澳大利亚来的,去年在新西兰蹦极跳过三百米的峡谷。”
“你有几成把握?”
克莱尔歪了歪头,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你问我把握,我说百分之百,那是骗你。但你要问我能不能登顶,我的回答是能。”
她蹲下来捡起一片落叶,捻在指间转了转,“我已经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体能训练、技术训练、装备检查、路线推演。我甚至还学了点土着语,为了跟当地向导沟通。”
“你不怕吗?”
“怕。”克莱尔把叶子放在掌心合上,再张开时,叶子已经碎了,“怕也要去——走吧,我饿了,这附近有家汉堡店,你吃过的,上次你说他们的薯条太咸。”
车子开出红杉公园,沿着海岸公路往北。
汉堡店在一号公路边,木质结构的矮房子,门前招牌上画着一个咧嘴笑的卡通汉堡。她们点了两份一样的套餐:双层牛肉堡、炸红薯条、奶昔。克莱尔选了巧克力味,露娜选了香草味。
克莱尔咬了一口汉堡,芝士从边缘挤出来挂在嘴角。她用纸巾擦了擦,腮帮子鼓鼓地说了一句含混的话。
“你说什么?”
“我说你回韩国以后还射箭吗?”
“应该会的。”
“韩国射箭很强。你这个水平回去,不一定能进国家队。”
“我知道。”
克莱尔放下汉堡,盯着露娜,“你不觉得可惜吗?你本来可以读斯坦福,跟我们一起去训练,参加奥运会选拔——”
“可惜。”露娜打断了她,“但我更怕自己一辈子待在这里,每天晚上拧开药瓶吃一颗舍曲林。”
克莱尔沉默了,拿起奶昔吸了一口,杯底的空气被抽上来,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你的药还在吃吗?”
“不会停,医生说有些人需要吃一辈子,我就是”,露娜用叉子戳起一根红薯条蘸了蘸番茄酱,“但吃药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明明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却不敢迈腿。”
克莱尔把奶昔杯放在桌上,杯底的水渍在木纹上洇开一小圈,“你恨你父母吗?”
露娜的叉子停在半空,“不恨。他们不容易。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和善律,他们在异国他乡从头开始。母亲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父亲找工作找了三个月,他们的压力比我大得多。但他们太怕了。怕失去绿卡,怕回去后一无所有,怕在韩国被人抓捕。他们的恐惧,比我的焦虑症更重。”
克莱尔把双手放下来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你回韩国以后会去看心理医生吗?”
“会的。”
“按时吃药。”
“会的。”
“每天给我发一条消息,不打电话也行,就一条,让我知道你平安。”
“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