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娜在清晨三四点之间醒来时,差一点尖叫起来,声带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气从缝隙里挤过去,只发出很细的一声,像哨子,像老鼠在墙根叫了一声。
被子从身上滑下去,凉意从手臂上爬上来,她的手指在抖,指腹的肌肉在皮肤
她把手指攥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能让她知道自己还在这里。
现在她知道了,她很清楚自己在哪里和在什么时候会有一种想对着镜子大吼的冲动。不是每天,不是每个清晨,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当她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
大脑把梦清空了,只留下空壳子,像一颗被掏空的子弹壳,还带着火药味,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露娜在心里数数,一,二,三,四。数到五十的时候停下来,再从一开始,手不动,脚不动,至少让脑子动。
卫生间灯没开,黑暗中她摸到洗手台,双手撑在台沿上,水龙头在滴水。
镜子里的脸很模糊,黑暗中只能看到轮廓,头发乱着,肩膀窄着,脖子上的筋绷着。
她觉得自己应该吼一声,把胸腔里所有的气一次性压出去,用声音把这面镜子震碎。气从唇缝间漏出去,没有力气。
算了。
她打开灯,光线猛地炸开,刺得她眯起眼睛,镜子里的脸清晰了。眼睛肿着,眼袋很重,嘴唇干裂,颧骨上有晒斑。
这就是你,三十四岁的韩国人,GTI外籍顾问,金卢娜少校。
窗外还黑着,峡谷在
头顶的星星不多,像是伸手就能够到。
小时候在春川,冬天很冷,雪很大,晚上抬头能看到银河。母亲告诉她这是天河,是神仙过河时踩出来的路。
走出别墅,走廊里没有灯。夜灯是感应的,她走一步亮一盏,走一步亮一盏,像有人在前面给她点蜡烛。
所有人都还在睡,只有她一个人醒着。在海拔两千米的山顶,在最黑的时候醒着。
度假村的大门关着,门卫在岗亭里打瞌睡,外面的路只有月光,她沿着路往上走。
白天走的路通向上面的山腰,夜里走起来不一样。
走了一阵,路边有块大石头,她坐上去,石头还凉着,夜里的凉气没有散。
她把外套裹紧,峡谷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黑,黑有很多种。
头顶的黑是深透的,能看到星星。峡谷里的黑是沉实的,稠得搅不动。
风从峡谷底部吹上来,穿过棕榈林,穿过橄榄树,穿过多刺灌木,发出低声。
风是最善良的,风不杀人。
脑子里在转的东西被咖啡因压下去了,现在咖啡因代谢完了,它们又浮上来了。
她想起酒味,男人的酒味,从她父亲身上散发出来的。烧酒混着酱油和蒜,还有汗味。她小时候觉得这是大人的味道,长大以后觉得这是失败的味道。
时间回到2022年,她刚满十六岁,在首尔世和女子高中读一年级。
世和女高是江南八学群的核心女校,以极高的SKY录取率闻名。
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韩国人叫它们SKY,也就是天空。能进世和的女孩,一只脚已经踩在天上了。
她们的父母大多是律师、医生、教授、高级公务员或军官,最差的也是三星或SK这样的大企业中层。
露娜的同学里有好几个父亲是将军,几个母亲是大法官或检察官,在学校里从不提这些,但所有人都知道。
世和女高除了学术,在滑雪和花样滑冰上也很强,冬季项目的设施和教练都是顶级的,每年全国比赛都能拿回来一堆奖牌。
露娜不碰这些,她不喜欢冷,春川的冬天已经够冷了,她不想在冰上再待几个小时。更何况,她的天赋在射箭上。
十岁那年,父亲送她一把真正的复合弓,带瞄准镜和减震杆,拉力十五磅,儿童款的,但对十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很重了。
她第一次拉弓的时候,手在抖,胳膊在抖,肩膀在抖,根本拉不开。
父亲站在她后面,双手握住她的手,帮她拉开。
“看前面的靶心,不要看弓和箭。”
她白色的靶面上红色的小圆点,很小很远。父亲松开手,弓弦的拉力全部压在她手上。她没有松手,手指勾着弦,指甲盖下的血色褪了,把弦往后拉。
一寸,两寸,三寸,弦碰到鼻尖,弓的拉距到了。她松开手指,箭飞出去,扎进靶子,不是靶心,是七环。
看箭扎在这个位置上,微微颤动,她想再来一次。
后来她每天放学后都练,在校外的射箭馆,学校的射箭社团水平太低,她不屑于使用这些落伍且配置很低的器材。
射箭馆在江南站附近,地下二层,空气不流通,但靶子是国际标准的,距离是七十米,不是学校社团里短短的三十米。
她背着弓走进去的时候,成年男会员都会投来好奇甚至鄙夷的目光——一个十岁的女孩子,穿着校服,背着复合弓,像从哪个动画片里跑出来的。
她不理他们,交了钱走到射道前,架弓拉弦,一组十二支,打三组后回家。
她的成绩涨得很快,十一岁七十米靶能打五百五十环以上,十二岁六百环,十三岁六百三十环。射箭馆的老板说她有天赋,应该去参加专业训练。
她回去跟父亲如实转述,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成绩不能掉。”
她没有去,不是父亲不让去,是她自己不想去。她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奖牌,不是冠军,不是站在领奖台上听《爱国歌》。
她想要的是——控制。弓在手里,箭在弦上,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压在靶心上,呼吸、心跳、手指的触感,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一瞬间静止,只剩下一个念头——松手。
箭飞出去,落在它该落的地方,这件事她能控制,别的事她控制不了。
她控制不了父亲的升迁,控制不了母亲的脸色,控制不了弟弟的哭闹。
但靶场上的七十米她能控制,靶心是圆的,十环是圆的,她的箭是直的。直的东西打在圆的东西上,很准——她喜欢准。
后来她不练了,高中学业太重,每天写作业写到凌晨,周末还要上补习班,弓挂在卧室的墙上,落了灰。
偶尔她抬头看一眼,瞄准镜在灯光下反光,迫使她继续做题。
她真正的天赋还有别的——她能用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在四十分钟内查到一个人的住址、电话、家庭成员、社交账号、甚至他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她会从一个信息跳到另一个信息,会分辨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会在海量的垃圾数据里捞出一点点有用的东西。
她自称IT专家,同学们信了,但母亲不信。母亲是真正的IT专家,在韩国电信担任了十二年的系统架构师,手里握着好几个专利,对女儿的水平一清二楚——比普通人强一些,但离专业还差得远。
“你只是会用搜索引擎。”
“你会用吗?”
母亲懒得跟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争。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天才太多了,露娜连他们的背影都看不到。
但她有一样东西比天才强——她不怕枯燥,可以在一堆毫无关联的数据里泡一整天,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比对,不急不烦,像是做一件很自然的事。
蜂医后来评价她的这个能力,说她有“侦查直觉”,她不觉得这是直觉。
直觉是天生的,她是被逼出来的。
父亲金贤朝,四十五岁,陆军大领,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技术特别辅佐官。
这个头衔很长,翻译成普通人能听懂的话是——坐在电脑前面看卫星照片,分析信号特征,写报告。
他在江原道春川出生长大,毕业后被分到情报部门,之后十几年从少尉熬到大领,从情报分析员熬到技术特别辅佐官,履历上写满了各种培训和进修,但没有实战经历。
他没打过仗,没带过兵,没在野外住过帐篷,所有的经验都来自屏幕和报告。
他想升准将,这个念头在心里烧了很多年。不是为钱,将军的工资没有比大领高多少。不是为权,准将在国防部里不算什么,上面还有少将、中将、大将,陆军总参谋长,还有国防部长官、次长、安保首席秘书官、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驻韩美军司令。
他为的是面子,春川的村子里还没有出过将军,他想做第一个。他想退役以后回老家,有人叫他“将军”。
“大领”是军官,“将军”是贵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有军人自己懂。
但晋升的通道很窄,不是每个人都能挤过去。他需要一个更好的位置,不在军事安保支援司令部,这个部门太偏了,不在晋升的主流序列里。
他要到作战部门去,到联合参谋本部去,到有实权、有战功、有升迁通道的地方去。
他在等一个机会,但机会不来的话,只能自己去找。
这两年,他受了不少气,上级将官开会的时候,他被叫去列席,坐在后排,面前摆着笔记本,记他不需要记的东西。
有时候前辈们喝多了,打电话让他过去陪酒,他换上便装,开车到首尔某处的酒家,坐在一群将军中间,倒酒敬酒,听他们吹牛。有些人喝醉了会拍他的肩膀,说“贤朝啊,你的事我会留意的”。
第二天酒醒了,谁也不记得。
他回家的时候,身上带着酒气,脸上带着笑,露娜看着觉得恶心。
不是恶心父亲,是恶心这些人——凭什么让一个四十五岁的大领陪酒?他们凭什么拍他的肩膀?他们的军衔是真的,但他们的能力是真的吗?
就因为这些家伙,父亲回来之后会发脾气,对母亲发,对弟弟发,对她发。
“不就是想升官吗。”有一次她顶了一句嘴。
父亲的眼神她忘不掉——被戳穿了。他走进书房,关上门,整个晚上都没有出来。
露娜眼中,关着的门是一堵墙。墙后面的人她不认识,也许从来就没认识过。
母亲郑熙媛是釜山人,四十三岁,韩国电信系统架构师,在公司里是技术骨干,手下管着十几个人,开会的时候没人敢打断她,在家里的权威被打了折扣。
父亲不接受一个比自己强势的妻子,他是军人,军人的尊严建立在命令与服从上。
弟弟金善律九岁,小学三年级,露娜和他不亲近——年龄差太多,性别不同,没什么话讲。
瑞草区盘浦洞的房子是租的,父亲觉得他不会在首尔待太久,迟早要调到别的地方去,母亲想为了善律上学买下来。
两个人吵了一架,后来房价涨了,更买不起了。
露娜的房间朝北,冬天很冷,坐在书桌前写作业的时候要披着毯子。
毯子是外婆寄来的,济州岛产的羊毛毯,很厚很重,压在身上像一只大猫。
她写作业写到很晚,写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世和女高的作业多,多到她怀疑老师是不是觉得她们不需要睡觉。
补习班的作业更多,她每天要在书桌前坐五六个小时,屁股坐得发麻,眼睛酸得流眼泪,只能把眼药水滴进去,继续写。
焦虑症是初中确诊的,症状不严重,不发作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发作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胸闷,喘不上气。
第一次发作是在初二期中考试前夜。她在复习,突然觉得课本上的字在跳舞,一个个从纸面上站起来,扭来扭去像蛆虫。
心跳越来越快,快到她觉得自己要死了,催促她跑到母亲房间使劲敲门。
“怎么了?”
“我不知道,心跳好快,喘不上气来。”
母亲带她去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抽了血,拍了胸片。医生说心脏没问题,肺没问题,身体没问题,建议去看精神科。
精神科医生问了很多问题,让她填了几张表,最后说是焦虑症,轻度,不用吃药,做心理辅导就好。心理辅导每周一次,她去了两个月就不去了。
医生很温柔,说话轻声细语,问她“你最近有什么压力”,该怎么回答呢?
压力太多了,不是哪一个能说出来的,是所有的东西叠在一起,像一摞越来越高的盘子,你不知道哪一秒会塌。
说了也没用,医生不能替她把盘子拿下来,只能教她怎么接住掉下来的。
自己可以不用每周花一小时坐在沙发上,对着不刺眼的灯,说自己不想说的话。
她学会了控制自己,在压力来的时候,把注意力收拢到一个点上,像弓弦拉到满,只盯着靶心。
靶心不动,她就不动;靶心动,她也不动。这个方法管用了很多年。